16年前，北京国安俱乐部成立，时任先农坛体工大队党委书记的刘文雄出任俱乐部首任总经理。16年后，国安终圆夺冠梦。北京队和国安是怎么走到一起的？中国足球改革的那一年，北京队经历了哪些震动？1995年国安和体委“分手”后又发生了什么？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刘文雄心中满是感慨。

　　组队仓促上马

　　“1992年提出足球要俱乐部化，北京市体委也接到了任务。”刘文雄回忆说，“当时负责足球具体工作的，有负责男足的杨祖武和负责女足的王海鸣。”

　　回忆组建前期，刘文雄连说“仓促”。“1992年说要改革，1993年就是全运会年。1993年10月在大连开足代会，足协问起筹备的进展，大部分俱乐部根本没准备好，有一个俱乐部才刚把地征了。结果足协急了，就给了死命令，说是12支甲A球队必须在年底前组建好，1994年甲A联赛就必须开打。在这种情况下，北京队用最短的时间完成了组建，成立了北京国安俱乐部。”刘文雄说。

　　国安脱颖而出

　　16年前，国安并不是惟一。

　　“当时有4家企业有合作意愿。”刘文雄说，“一家是香港公司，他们提出的条件很好，但对效益的要求挺高。另外还有一家私企，我们觉得长期合作不够稳定。剩下的就是中远和国安。”

　　为什么选了国安？刘文雄笑了：“当时我和杨祖武一起去和中远谈。他们领导上来就问我，什么时候能盈利呀，5年够不够？这个问题，我真回答不了，改革刚刚开始，怎么给人家承诺?自己心里都没底呢。所以，最终选了国安，因为他们想踏踏实实做点事情的态度，让人放心。”

　　探索磨合前行

　　就这样,北京男足和国安走到了一起。但在组建初期，并非一派和谐。“球员和教练过惯了在先农坛体校踢球的日子，国安俱乐部加进来，节奏肯定就得变了。”刘文雄说。

　　1994年的国安俱乐部，有两个管理层。一个是董事会，国安和体委各出1人，统筹规划。另一个则是经理层，由体委出人。这样，刘文雄就成了国安首任总经理。刘文雄说，“人员配好后，就该制定具体的细节了。比如工资、目标、训练手段。而这方方面面，都有着分歧。”

　　比如工资，当时足协给了指导价，是达到中外合资企业的平均工作水平，也就是2000元左右。很多俱乐部在此基础上翻了番，国安自然也不能定得太低，可这样一来，足球队员的收入就比其他运动员的收入多了很多。再比如目标，组建时，北京队成绩在全国6到8位，而国安希望每隔几年能有点提高，但这显然又不是那么简单。

　　改革终成正果

　　1995年，足球改革继续推进，12家甲A俱乐部全部和所在地区的体委分离，国安俱乐部也和北京市体委分了家。当了不到两年的国安俱乐部总经理，刘文雄卸任了。

　　“大潮流就是这样，也不舍得呀，但还是这样离开了。不过离开之后，我一直还是挂念着国安，一直为他们暗暗加油。”刘文雄说，“这次看到他们夺冠，很高兴。16年的努力，终于拿回了联赛冠军，这种拼搏精神非常可贵。国安俱乐部做得很好，两大老板都勇于改革，勇于承担责任，才有了今天这样的成就。选国安，果然没错 。”

　　本报记者 李立 J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