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大众体育与竞技体育的良性关系，弱化锦标体育、商业体育的负面影响，遏制扭曲体育、病态体育、丑恶体育在一些领域猖獗的势头

　　一次体育界高层学术会议让笔者得到两大信息：一是北京奥运会后有了将“体育大国变为体育强国”的奋斗目标；二是群众体育尚处于资源严重匮乏的状态。

　　中国举办了一届成功的奥运会，51枚金牌和随处可见的晨晚练人群，可以证明体育大国的说法，适时提出由大到强的要求可说是恰逢其时。然而何为大、怎样强却是中国体育一个绕不过去的社会文化命题。单从绝对数角度看，13亿之众即便仅有10%的体育人口，也将是1.3亿，何况将近有体育人口28%之说，数量大到为许多国家人口之和的地步。但是与先进国度的体育人口比例(如近50%)对照，与体育方面虽然未见夺得几块世界比赛金牌，却人人拥有强烈的参与体育活动意识，许多人将体育融入自身的生活方式相比，我们谈“大”就有些底气不足。更何况当见到中国青少年2006年与2000年指标对比中，6岁到22岁的学生在速度、爆发力、力量、耐力素质等指标上明显下降，近视率、肥胖率大幅度上升；再看2005年17岁中日青年的测试中，50米跑、握力、体重、身高等指标中国青年均低于日本青年时，“体育大国”的构成与质量，多少让人思之沉重。

　　无论是体育大国还是体育强国，都应将“民本”思想视为体育事业的战略方针和发展基础，只有当庞大的体育人口、浩浩荡荡的体育热爱者和参与者出现时，竞技体育才有优质人才储备，才有广大的欣赏消费市场，才会进入可持续的良性发展轨道，才到称大称强的起点。但是目前国人的体育文化水准，拥有的公共体育资源，尚处很低的状态。

　　有调查显示，中国的孩子尤其是大学生，80%的可支配时间花在网络游戏上，只有20%的时间从事一些唱歌、跳舞、体育锻炼；而美国的学生则是在这两个方面各占50%。社会体育文化决定人们的价值取向，决定城市和国家的体育氛围，也从根本上决定一个国家能否成为体育大国或强国。

　　体育是对场地、设施、条件有依赖性的活动，社会体育在发达国家体现在社区体育场地的合理分布，如15分钟路程内要有足球、篮球等项目汇集的体育中心，每万人达到200个场馆的配置。纵向比有长足进步的我国，根据第五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结果，每万人拥有场馆6.58个(对社会开放的仅合2.59个)，人均体育场地面积1.03平方米。200:6.58的差距，是很多人知道体育之意义却少有体育之行为的原因之一。

　　体育是需要公共文化服务经费支持的社会事业。竞技体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现代化的大国，应该有与其地位相匹配的专业竞技体育队伍，需要有给民族带来光荣的竞技体育成绩，必须尊崇包括“更高、更快、更强”和公平竞争、有序规则等现代精神的竞技体育价值……但是当竞技体育脱离大众体育，并且畸形吞噬公共体育资源时，就要考虑有无方向性偏差了。某特大型城市，在其体育经费为5050万元时，竞技体育是5000万元，群众体育为50万元；因国家投入的增加和体育彩票等收入，体育经费涨到5个亿时，分配到社会体育中心的钱仅仅1200万元，市民每年人均不足1元。某省披露全运会上夺取一块金牌折合1800万元投入，某市接着报告自己所需2800万元，另一省官员则称花费了3200万元。资源汇聚度的差距极大，说明我们的体育事业的确有背离其应有的社会文化功能的问题，存在不科学、不正确、不以人为本的趋向。

　　体育是讲科学、有技巧、需要在专业指导下开展的活动。1996年全国有社会体育指导员6万人，与总人口之比1:20398；2000年，体育指导员升至18万余人，比例为1:7230。2004年底社会体育指导员为43万人，比例1:3023，《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第二期工程要求，到2010年我国将有一支60万到65万人的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达到社会体育指导员与总人口的比例为1:2000的新高。但比发达国家差距仍很大，如德国平均每40人就有一个社会体育辅导员。而且要注意体育俱乐部是他们开展大众体育的基本组织形式，专业指导服务依托俱乐部平台生存和发展。日本早已实现80%以上的镇村有体育俱乐部。多种专业资质的体育辅导员队伍通过俱乐部服务社会，例如日常的训练、周末的比赛、特色的联赛，等等。

　　体育工作决策者观念上的民本意识十分重要，体育事业结构上的民本基础要进入发展战略的核心，要用文化体育、和谐体育、科学体育的精神重塑大众体育与竞技体育的良性关系，弱化锦标体育、商业体育的负面影响，遏制扭曲体育、病态体育、丑恶体育在一些领域猖獗的势头，让中国体育走上全面健康的轨道，这应该上升为新时期民族体育大业的共识。（沈望舒）

　　沈望舒：北京市社科院首都文化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文化产业研究所特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