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球进行职业化改革以来，出现了有目共睹的一些问题，导致球迷不满意。最近，中央领导同志很关心足球。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肖天不久前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国家体育总局将尽快拿出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

　　这意味着，已经开展了16年的中国职业化足球，正面临着新一轮的变革。

　　作为中国足球最高权力机构，已被推迟一年召开的中国足球协会会员代表大会将于今年底开幕。从多方传递出的信号显示，这次会议将是一次变革中国足球的重要会议，而会议讨论的重点问题之一就是1992年红山口会议上确定的职业化足球发展之路该何去何从。

　　足球迎来发展新契机

　　最近，中央领导接连在公开场合表达了对中国足球发展的关心，引起国内足坛的极大反响，这种情况近些年来很少出现过。显然，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中国足球即将迎来新的发展契机。

　　据新华社报道，有中央领导日前在青岛举行的足球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立足国情，借鉴足球强国的经验，吸收我国其他优势运动项目的成功做法，积极探索举国体制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有效形式，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的足球管理体制、训练体制和竞赛体制，加强监管，规范行为。要加强足球人才队伍的建设与管理，改进足球训练理念和管理方法，培育健康向上的足球文化。

　　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肖天日前在参加全国十一运会期间表示，总局对中国足球出现的一些失控情况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将尽快拿出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

　　职业足球体制亟待完善

　　中国三大球中，足球被率先推向市场后确实尝到了甜头，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开展得红红火火的职业联赛既满足了球迷的观赛需要，也获得了经济效益，更重要的就是提升了运动员的竞技水平，从而促进了中国足球整体水平的提高。

　　但肖天也指出，真正让足球进入市场，尤其是中超联赛建立之后，体育部门对俱乐部和球员的管理等方面思想准备不足，措施和总结不够，在限薪和打假球等方面出现了很多不适应。目前，俱乐部都是企业在管，他们不像外国俱乐部一样有丰富的管理经验和管理人才，很多时候考虑的只是企业利益，地方体育部门又插不上手，所以出现了很大问题。

　　中国足球职业化以来，大多数俱乐部的产权结构都是企业独立所有，地方体育行政部门的行业领导作用微乎其微。在缺少管理和监督的环境下，一些俱乐部的自律性相对较差，同时因疏于管理而出现了不少违规违纪甚至违法的行为。近来，司法机关在中国足坛掀起的“抓赌风暴”，便是对赌球这一毒害职业联赛已久的毒瘤的一次有力铲除。

　　在完善职业足球体制的过程中，北京市体育局探索了一条新路。今年年初，北京市体育局以“出钱、出人、出口管理”的方式与国安足球俱乐部合作，这不仅是一次有益尝试，也见到了很大成效，北京国安队今年夺得了俱乐部历史上的首个中国顶级职业联赛冠军。当然，地方体育行政部门和职业俱乐部的合作如何形成一套运行良好的长效机制，仍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专业化与职业化能否兼容

　　对于中国足球的发展，国家体育总局高层已经指明了改革的方向，那就是“既要充分发挥中国体育的体制优势，又要充分利用市场化俱乐部运作的模式和职业化改革的成功经验，既不能完全放下去，也不能完全拉回来搞以前的体工大队”。

　　“体制”和“市场”能否相处和谐？对于国家体育总局的这一构想，湖南省体育局副局长、湖南省足协副主席熊倪是这样理解的：下一步将由地方体育局牵头、地方足球运动管理中心配合做好青少年足球的培养工作，也就是通常意义上所讲的“专业化足球”。熊倪认为，专业化足球不是对职业化足球的否定，专业化与职业化要两条腿走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

　　在后备力量的培养上重走专业化道路，这是不是倒退？在此我们先不要急着下结论，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就是这么做至少有望挽救已被破坏了的青少年足球人才培训体系。职业化初期，足球决策者放弃了地方体育行政部门领导下的、以各级业余体校为载体的后备人才培训体系，一厢情愿地让职业俱乐部承担起了青少年培养工作。但问题是，俱乐部或因急功近利，或因能力有限，不能很好地承担起这个责任，最终导致青少年足球人口严重萎缩，选材余地越来越窄。

　　目前，国家体育总局和中国足协在强化足球后备人才培养方面已有所动作。在上个月进行的全国十一运会中，男足项目专门增设了16岁以下的乙组比赛，女足项目增设了18岁以下的青年组比赛，此举意在以竞赛成绩为杠杆，充分调动地方体育局和足管中心的积极性,加大对梯队建设的投入。本报记者 高炜 RJ0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