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和消散的“第六代”(2)

　　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教授戴锦华曾评价，贾樟柯是“第六代的特例”，因为他“经历了地下到地上、典型自传式写作到虚构性社会写作、国际电影节宠儿到在国内拥有观众几个成功转型。”

　　戴锦华分析，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面临全球性困境的前提下，贾樟柯仍在用形式试验给影片一个新的观看可能，比如《三峡好人》使用荒诞和公路元素，使它“不单纯停留在社会寓言层面”，《天注定》则是类型片和社会新闻的结合，“比一般类型片导演做得更丰富”。

　　与贾樟柯一样，很多第六代导演都在进行转型尝试。王小帅也曾努力向市场靠近，虽然并不彻底。2010年的《日照重庆》是他的一次“严肃电影做成大片模式的尝试”，投资近3000万人民币——比起他自费10万元拍摄的第一部作品《冬春的日子》，这是一大笔钱。2015年，他又用悬疑片的叙事方式拍出了《闯入者》。但几部影片的票房都十分惨淡。

　　“第六代导演都做了很多转变的努力，”陈山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一部分导演的电影镜头会跟观众产生隔阂，这不能怪他们，因为他们总是有一种固有的学院派电影艺术理念。他们转变起来很困难。”

　　生于1970年代的导演陆川自称“第七代”导演，他也面临跟第六代同样的困境。2010年，他得到近1亿元投资，但却以艺术片方式导演了一部古装电影《王的盛宴》。在接连遭遇票房惨败、一片骂声和与投资方分道扬镳后，他终于抛开文艺导演的身份，决心用纯商业手段导演一部IP电影《鬼吹灯之九层妖塔》。陆川把它视为一部“给青少年看的怪兽片”，目前豆瓣评分仅为4.6分，但票房已经接近7亿。

　　事实上，无论是像贾樟柯那样走向社会化写作，还是像陆川那样改拍商业大片，第六代过去那种典型的小成本、自传式、个人化电影在今天的电影市场里已经愈发少见了。2014年，曾执导《感光时代》的第六代导演阿年在接受采访时说：“假如你今天问，第六代还在吗？我会告诉你，第六代已经死了。”

　　后来者凶猛

　　这几年，中国电影票房一路走高，但第六代导演和他们的作品显然不是缔造如今欣欣向荣局面的中流砥柱。2012年，包括娄烨的《浮城谜事》，王小帅的《我11》，张杨的《飞越老人院》，管虎的《杀生》，蔡尚君(曾是导演张杨的御用编剧)的《人山人海》以及王全安的《白鹿原》在内，有6部第六代作品集体亮相大银幕。它们要么呈现当下社会，要么试图对第五代式的电影进行再次改写，完成对当代中国的文化隐喻，但除了“大片”《白鹿原》之外，其他影片仍然没能扭转 “第六代票房失语”的尴尬。

　　第六代导演曾以追求自由表达和特立独行的影像风格影响了一代人，但也有学者指出，他们过去的作品拥有一些通病。陈山把一些第六代导演的文化构成称作“文化空心”：他们求学时正是高考热的时候，在应试教育的情况下埋头念书，跟故乡的文化没有天然的联系；后来又从校园到校园，在接触社会方面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他们的创作经验是从教科书、而不是从社会人生当中得来的，文化内核是空的。”陈山说。

　　当第五代导演只剩下张艺谋和陈凯歌，第六代导演又在票房上缺乏号召力、无法承载人们对他们的商业希望时，一些投资人发现了中国电影盛世下的隐忧。他们开始培养新的接班人。

　　2007年，21世纪初开始的国产大片热逐渐有退潮之势，香港电影制作人江志强打算开启一项新导演计划，投资几部中低成本影片。此时，他发现了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教师薛晓路的剧本《海洋天堂》，决定出资扶持；不久，两人又合作了突破5亿票房的电影《北京遇上西雅图》。

　　出生于1970年的薛晓路是热播电视剧《不要和陌生人说话》的编剧。她与第六代导演年龄相仿，创作理念却完全不同。“我个人非常喜欢好莱坞90年代那种叙事性非常强的电影，”她说，“而中国的电影从早期第五代电影开始就是以文化符号作为电影的标志的，在叙事上不是那么强调。”

　　江志强发掘出来的新导演还包括《寒战》的梁乐民、陆剑青，《风暴》的袁锦麟，最著名的包括《捉妖记》的导演许诚毅。另一家电影公司光线影业也曾经推出一个把演员打造成导演的“新导演培养计划”，首批名单里包括吴秀波、邓超、黄渤。执导出《泰囧》和《港囧》徐峥也是这个计划中的一员。

　　几年来，中国导演圈频频迎来“新人”。他们身上没有“第x代”的标签和重担，从一开始就面向市场、面向观众，对于商业路线的尝试也远比第六代更为主动、自觉和积极。

　　2013年，评论家张颐武在《泰囧》座谈会上表示，这部电影在票房上的成功意味着导演和观众都在“换代”：“张艺谋他们那一代导演都60多岁了，本以为是第六代导演接上，结果他们没接上，倒是徐峥这样的涌现了出来。”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尹鸿则在2015年初总结，中国电影上一年的关键词为“交替”。在他看来，创作者的新老交替和“改朝换代”正在进行——2014年，王小帅、张扬等第六代导演和张艺谋、顾长卫一起，与宁浩、张一白、俞白眉，甚至更年轻的韩寒、郭敬明等所谓新生代导演“三代同堂”。

　　就连贾樟柯也在扶持年轻导演。他增加了“老板”和“监制”两个身份，曾先后开展过“添翼计划” 和“语路计划”发掘新人。在2010年接受采访时，他谈起自己投资影片的要求：除了要有高艺术品质，每个片子拍摄前还需要有完整的商业回报计划。目前，他旗下的年轻导演韩杰、宋方已经在国际影坛崭露头角。

　　左衡倾向于用“新力量”一词来描述中国电影创作圈正在涌现的新创作者，而不是“新一代”。“我个人觉得至少在十年之内，不会再出现大的电影美学思潮方面的动向，‘代’这个概念已经烟消云散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从叙事方面来说，新导演们有点像回到了中国电影在第五代、第六代之前那条道路。前些年，陈山有时候会在课上给学生放1980年代初的那些电影——《天云山传奇》《少林寺》《骆驼祥子》，并且告诉学生：如果没有第五代和第六代、没有学院派，中国电影是这个样子的，“冯小刚就是直接从这个地方接过来的”。他认为，第六代只是中国电影的一个插曲，而这个插曲现在“已经翻过去了”。

　　贾樟柯认为，所谓的“第六代”已经消失。在2004、2005年电影商业化以后，这一代的“使命”就已经完成了——整体上来说，民众的个人主义理念已经觉醒。“他们(第六代导演)的努力就是要变成个体，而不是一个“代”，不是一个群体，”他说。

　　第六代的消散，并非是某种电影精神的消失，而只是每个被偶然纳入那个谱系的导演都开始寻找适合自己的方向。一个集体的消散，变为个体的试验，其实，这才是更正常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