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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的日历刚刚翻过一个星期，人民大会堂西大厅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他们在这里举行了《立法与监督——李鹏人大日记》出版发行座谈会。

　　“这本书真实地反映了九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五年间取得的重要成就，记录了这一时期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历史进程。”该书责任编辑之一赵之援说。

　　李鹏，这位中国前总理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前任委员长已经公开出版了他的第四部日记，此前三部分别是：《众志绘宏图——李鹏三峡日记》、《起步到发展——李鹏核电日记》和《电力要先行——李鹏电力日记》。

　　李鹏独创编辑方式

　　全书一共60多万字，以李鹏在九届全国人大工作五年间的日记为主线，辅之以相关讲话、文件资料、新闻报道、工作笔记和补充记录。其中李鹏日记是主体，共42万字左右。

　　《立法与监督——李鹏人大日记》改变了日记体著述以时间先后为序的传统编辑方式，在编辑中采用类似“纪事本末”的新体例。责任编辑认为，使用这样的编辑方式，可以有效整合零散的事件片段，更便于读者的阅读。

　　全书上下两册，共26章，每章分别冠以章名和小标题。各章以时间为序，即每一章内的日记原则上按时间顺序编辑。

　　“以这种方式编辑自己的日记，是李鹏同志自己的创新。我们把未定稿向一些专家征求意见时，有专家认为这种体例具有开创性。这种体例叙事逻辑性强。这样一来，一部法律在这五年之间的立法与执法监督过程，脉络就很清晰。”赵之援说。

　　责任编辑对李鹏的印象

　　“李鹏有一个特点，就是坚持记日记，如果今天太晚了没时间写，过一两天也要补上。他是个很勤奋的人。”该书的另一名责任编辑吕仙王延对记者说。

　　赵之援讲了这样一个小故事，曾经有人怀疑，李鹏这么忙，这些日记都是他亲自记的吗？李鹏听到了，当时并没反驳。后来，李鹏开玩笑时说，日记的真假有手迹为证。

　　“李鹏的日记内容很丰富，他每天参加的会议可能涉及各种内容。而这样专题类的日记，就是把他当天的日记中和该书主题有关的部分摘出来。这些工作是由李鹏同志完成后把书稿交给我们，我们除了为之配好附录、图片外，还要进行细致的编辑工作。”

　　此书的三位责任编辑陈洁、赵之援和吕仙王延与李鹏见过几次面，大都是讨论书稿。“他很平易近人，也很幽默。无论做事情还是讲道理都像他的文字一样平和。”三人对李鹏都有这样的印象。

　　“他非常的聪明，记忆力非常好。有些地方他在日记中只记了一句话，我们向他询问当时的具体情况，他能很快想起来那天谁出席了会议，谁说了些什么，一些细节都记得很清楚。他今年77岁了，但是对电脑很熟悉。他用数码相机给我们照相，然后传到计算机上，再打印出来，都很熟练。”赵之援说。

　　权威披露修宪过程

　　李鹏在1998年3月16日，刚到人大常委会工作时的日记的补记中这样写道：

　　“人大工作对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不熟悉的工作。怎么办？只有通过工作，边实践，边学习，努力适应新的岗位。我今天已69岁，还让我担任这样崇高的职务，是党和人民对我莫大的信任。我将以自己的经验和精力来迎接这一新的任务。我不认为到人大工作就是退居‘二线’。全国人大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我应该在这个岗位上有所作为。毛主席诗词中所写的：‘而今迈步从头越’，正是我此时此刻心情的写照。”

　　李鹏上任不久，修宪工作便渐次展开了。宪法的修改，是李鹏任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期间的重要工作。

　　日记中记录，在1998年11月13日——中央正式成立修宪领导小组的前夕——召开了中央修宪会议，“大家意见比较一致，即以党的十五大精神指导修宪，宪法的内容必须修改的才修改，可改可不改的不改，有争议的问题不改。”并在11月27日，基本上确定了草稿的主要内容。

　　他的日记中将宪法讨论过程中法学专家们的一些意见和争论记录下来，还原了当时人大广开言路、各界积极献计献策的热烈情景。

　　比如，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廉希圣主张规定公民迁徙自由；北京大学教授肖巍云说总纲中应增加“依法治国”的规定，不用“镇压”危害国家安全犯罪，而用“惩治”；中央党校教授黄子毅认为，要写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对“危害国家安全罪”，镇压也应该写入；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陈光中主张小幅度修宪，要求加上“保护人权”条款，因为我国已经签署了两个国际公约(《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在他的工作笔记摘要中还写道，“高铭暄说，‘迁徙自由’和‘罢工自由’不宜写入，大量农村人口无序流入大城市，影响社会稳定；同意写上保护人权，但‘危害国家安全罪’不仅有个人也可能是群体，不能以‘惩治’代替‘镇压’。”

　　12月24日，李鹏又听取了经济学界的意见。厉以宁说，对个体、私有经济应写“帮助”之意；各种生产要素都应参与分配；公有制有多种实现形式，如混合经济。还有人建议将“香港、澳门实行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写入宪法。

　　阐述党和法的关系

　　为了加强立法工作，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伊始就提出了五年立法规划目标，改进审议制度。“立法工作是人大工作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李鹏认为。

　　从1998年到2003年的五年中，人大审议、修订了大量的法律。其中重要的法律制定、修订，在日记中按照章节整理归类，都有较详细的记录，能看出其发展的脉络。

　　为了提高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法律知识水平，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一共举办法制讲座30次，并将讲座内容编辑成书。这些讲座在《立法与监督——李鹏人大日记》中也有收录，“这是本书的亮点之一。”赵之援说。

　　除了立法，日记中还写到了人大监督工作的重要性，李鹏写道：“这些年来，广大人民群众和人大代表要求人大加强监督的呼声越来越高”，人大要“加强和改进对国务院和‘两高’的工作监督，监督方式可由专门委员会听汇报，必要时可进行新闻报道”。

　　这本书里，不仅记录了很多事件，还涉及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李鹏都能深入浅出地把它们讲得很明白。　　　　　　　　　　　　　　　　

　　(文/沈亮 摘自《瞭望东方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