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小传：张震，湖南平江人，1914年10月生，1926年投身革命活动，1930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7月参加工农红军，10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红军时期，任团宣传队长、连政委、营长、团参谋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华东军区参谋长，总参作战部部长，24军代军长兼政委，军事学院副院长、院长，武汉军区副司令员等职。1975年以后，任总后勤部副部长、部长，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国防大学校长、校长兼政委。1992年10月任中央军委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中共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二届、十四届中央委员。1985年、1987年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黄老带我长征

　　在第五次反“围剿”的最后一仗驿前战斗中，我负了伤，加上发疟疾，不得不去后方医院疗伤养病。

　　一天，我师政委黄克诚来看望伤员，一见面，就指名要我跟他回前方。我的伤口在化脓，担心拖累部队，有点犹豫。黄政委的口气不容置辩：“你的脚能走，回前方也能养好伤。”许多重伤员都十分羡慕我能回部队，医院副院长方圆等同志一直送我们到村口，还嘱咐说：反攻胜利后，别忘了给送些胜利品来。后来听说，红军主力走后，医院被敌人打掉，医院的同志和伤病员都牺牲了。

　　我跟黄政委到雩都赶上了部队。回到红3军团第4师10团。团长沈述清、政委杨勇见我伤未好，便留我在团部当作战参谋。部队正忙于补充兵员、弹药、刺刀、棉衣。原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在各路敌军加紧向我中心区推进的严重形势下，已决定撤离中央苏区，到湘西去同红2、红6军团会合。由于这个决定极端保密，我们这些基层部队的同志只听说要进行“反攻”，根本不知道要放弃中央苏区，进行战略大转移。过去，我一直认为黄克诚同志是师政委，他可能知道部队要走的情况，才到后方医院接我们。近年翻看黄老的《自述》，方知他当时也不知真情，而是从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文章中判断的，实在难能可贵！人到晚年，易思往事。我想，当年如果不是黄克诚同志把我从医院里接出来，带我走上长征路，哪里还会有今天！

　　突破四道封锁线

　　长征开始的一个半月里，主要是突破敌人设置在我们前面的四道封锁线。第一道封锁线在江西信丰地区。我们同兄弟部队共同奋战，攻占了新田、古陂，西渡桃江，突破了敌军的封锁线，但损失也不小。洪超师长就牺牲在这里，他大我5岁，是我们红3军团最年轻的师长，英勇善战，胆识过人。记得那一天，部队向白石圩前进。洪超师长带一个排从我们团出发到前卫11团去。刚离开不久，就遭到溃散之敌的偷袭。我们听到枪声，急忙上去支援，但师长已经中弹牺牲。大家怀着满腔悲愤，全歼了这股残敌。洪超师长牺牲后，由张宗逊接任第4师师长。

　　突破湘南地区的第二、第三道封锁线时，我发着高烧，不能走路。沈团长、杨政委对我的伤病非常关心，强令我坐担架。一星期后，伤口稍有好转，我就坚持步行，跟着部队向前走。

　　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最为惨烈。我第4师部队血战湘江，付出了重大伤亡。我这时伤病已愈，又回到3营当营长，率部坚决扼守光华铺地区。一天之内，两任团长都牺牲在这里，全团伤亡近半。指战员们的鲜血染红了湘江，终于完成了掩护中央机关和军委纵队在界首渡江的艰巨任务。从整个战役讲，中央红军苦战5昼夜，总算突破了敌军的第四道封锁线，但部队已由江西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联想到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红军的被动局面和重大损失，大家的心情都很忧虑和沉重，为什么毛主席还不来指挥我们？

　　转战湘桂黔

　　红军渡过湘江后，蒋介石急令桂军尾追、黔军西堵，企图围歼我军于北进湘西途中。如何摆脱敌人尾追是战略指导上的关键问题。

　　我们翻过越城岭，进入广西龙胜县境。这里居住着苗、瑶、侗等少数民族。敌人到处造谣，说“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老百姓不知真相，都逃到山里去了。桂军挑选熟悉地形、民情的老兵，以班排为单位，与当地民团合为一股，潜伏在山上，侧击我行军队伍。当我们追上山时，他们很快就跑了；我们一下山，他们又跟着回来，继续向我们射击。我们只好边打边走，前进速度十分缓慢。

　　在这样的村寨里，红军十分强调遵守群众纪律。用了群众的粮、菜，都留下银元，写好纸条，说我们是工农红军，路过此地，用了你家的东西，现付给你银元，因主人不在，无法面商，实在对不起。早晨离开宿营地时，都将院落打扫得干干净净。有几天，部队刚离村，竹木制造、盖着树皮屋顶的房子就着了火，马上返回扑救，但已来不及，大家心里也纳闷。后来，我们派出潜伏哨，捉住了几个放火的国民党便衣特务，经过公开审判，揭露其破坏红军同群众关系的罪恶阴谋。群众明白了真相，便纷纷到山里叫回亲友，有的还要求参加红军。

　　在广西境内走了10多天，直到进入湘西南的通道县一带，才摆脱了桂军的纠缠。12月上旬，红3军团奉命整编，我又回到10团司令部任侦察参谋。没多久，红军突然改道，向黔北方向前进。后来才知道，当时敌“追剿”军主力已在我军前方构筑工事，张网以待。但博古、李德仍坚持原来同红2、红6军团会合的计划，是毛主席力主放弃这一会使红军陷入绝境的方案。中旬，中央政治局又在贵州黎平召开会议，否定了博古、李德的错误主张，肯定了毛主席的正确意见。

　　蒋介石得知红军入黔，大感意外，急忙调整部署，继续追堵，企图围歼红军于乌江南岸。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在敌重兵到达之前抢渡乌江，向遵义前进。我红3军团经台拱(今台江)、黄平、瓮安，向乌江急进。一路上，我们10团是军团的先遣团。我带领侦察排，先行过了清水江，抵达桃子台，前出乌江南岸，侦察渡河地点。乌江是贵州最大的河流，素有“天险”之称。江面宽200多米，水深流急，两岸悬崖绝壁，难以攀登。由于我们行动快，蒋军主力还未到，江边只有黔军几个团防守。1935年1月5日，当大部队到达茶山关渡口时，守敌已逃之夭夭。因为红1军团已夺占回龙场等渡口，并架设了浮桥，所以，我们团顺利过江，红3军团其他部队也在第二天渡过。

　　过了乌江，在遵义以南的懒板凳(今南白镇)，红3军团又进行了整编：4师、5师保留，6师缩编为一个独立团。4师师长、政委还是张宗逊和黄克诚，我们10团团长为陈连华，政委还是杨勇。

　　为了解贵阳到黔西一带敌人的活动情况，陈团长、杨政委派我带侦察排到黔西去侦察。在离乌江上游的鸭池河西岸约40里的甘棠镇，找到了一位忠厚的长者，请他当向导，南渡乌江。我与他商定了行进顺序：由他带着伞走在最前头，相距百把米是便衣手枪班，再往后是我带的一个机枪班和两个长枪班，约定如发现情况，就立即张开伞。结果一路未有敌情，我们顺利进了黔西城。

　　城里人很多，生意兴隆。长征以来，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热闹的场面。突然间，我发现街上有国民党中央军贴的标语，走近一看，有的浆糊还没有干，即问当地群众，他们说中央军在此过了两天，今天早上才过完，往刀靶水方向去了。开始我不大相信，刀靶水是我5师守备的，在乌江北岸、通往懒板凳的大路附近，看来敌人已经行动。我们急速返回，部队已经开拔。陈团长、杨政委给我留了一封信，说情况有变，目标遵义，要我迅速赶上。我带领侦察排插小路向遵义方向追去，赶上团部并简要汇报了侦察情况。原来，国民党中央军已渡过乌江，追了上来，我5师在刀靶水遭敌袭击，受到一些损失。敌人在步步逼近，我们边打边走，来到了遵义。

　　在此期间，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了扩大会议，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及长征初期红军受到损失的教训，纠正了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在屡经挫折之后，作出的历史性选择，使中国革命在生死攸关的时刻得以转危为安。遵义会议还作出了渡江长征，到川西或川西北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决定。当时，我们这些基层干部并不知道会议的精神，大约是到云南扎西(今威信)地区后才听了传达。大家精神为之一振，联想起第五次反“围剿”苦战一年，处处碰壁，湘江战役中，如此被动挨打，牺牲了多少红军干部战士，原因到底在哪里？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积在我们心头一年多的疑团解开了，感到红军有了希望，革命有了希望。

　　四渡赤水

　　遵义会议后，红军准备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这时，蒋介石急令川军在长江北岸构筑工事，全力防堵，同时调集中央军、黔军、桂军、滇军共约40万兵力，企图将我军围歼于贵州境内。

　　我中央红军此时只有3.7万人，如何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迅速北渡长江，是为至要。1935年1月19日，红军离开遵义向土城、赤水前进。在土城，中央政治局召开了参战部队营以上干部会议，我也参加了。会议由洛甫(张闻天)主持，朱德总司令作了作战动员。28日拂晓，我师在土城东北的青杠坡与敌教导师接触，双方展开激战，直至中午，敌人越打越多，我的腿被炮弹片划伤，杨勇政委也负伤了。到底怎么回事？后来才知道是情报不准。敌军远远不止我们原先判断的3个团，战斗力也比王家烈的“双枪兵”要强，再战下去对我军十分不利。于是，中革军委果断决定撤出战斗。

　　29日，我们团随军团直属队，从土城浮桥过了赤水河。在此前后，总部和其他部队也渡河西进，从而改变了原来的作战计划，开始了有名的“四渡赤水”之战。为轻装减负，彭德怀军团长下令把山炮拆散沉入河中，反正炮弹也打光了，部队向四川古蔺、叙永方向疾进，准备在泸州、宜宾间伺机北渡长江。

　　蒋介石急令各路“追剿”军紧追不舍，企图围歼我们于川南地区。鉴于此情，中革军委决定暂缓北渡长江，改向云南扎西地区集中。红军再次进行了整编，精简机关，加强连队。红3军团撤销了师，缩编为第10、第11、第12、第13四个团，师长当团长、团长当营长。第10团团长张宗逊，政委黄克诚，参谋长钟纬剑，政治处主任杨勇，全团共2000余人。我仍在10团任参谋。

　　扎西整编后，中央红军为摆脱敌人的围追，决定折返向东，向敌军比较空虚的黔北地区转进。2月19日，我们团在习水县二郎滩二渡赤水，从敌军的包围圈中钻了出去。当晚，部队打土豪弄到一些米酒，我喝了一大碗。由于几次负伤和常发疟疾，再加上极度疲劳，身体十分虚弱，第二天我的头痛得厉害，全身不能动，就像瘫痪了一样，被送进医院又一次躺在担架上。谁知，这一躺就是40多天。

　　其间，部队大战娄山关，重占遵义城，一举击溃了国民党追剿军吴奇伟的两个师。红3军团斩关夺隘，担任主攻，军团参谋长邓萍、我们10团参谋长钟纬剑都牺牲在这里，张宗逊团长也负重伤。红军将领们身先士卒，慷慨赴死，终于换来了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不但有力地鼓舞了士气，也获得了物资装备的补充。

　　在担架上的40多天，是我最痛苦的日子，真是度日如年。担架员抬着我，由茅台镇三渡赤水河。杨勇主任几次从前方给我送来腊肉，并派一名勤务兵照顾我。搞到的茅台酒，大家都舍不得喝，而是用它来搓脚，以减轻连日行军的疲劳。我人高腿长，鞋子尺码大，很难找到合适的。供给部的谢胜坤同志特地给我送来大号的鞋子，真是战友情深。就这样，我一直在担架上，又从太平渡四渡赤水。四渡赤水有三渡坐担架，真后悔那天不该喝下那碗酒。

　　4月上旬，我总算能站起来了，拄着拐棍慢慢走。中旬抵达黔滇边境的北盘江地区时，我终于扔掉了它，高兴的心情真难以形容。我衷心地感谢在如此艰险的环境中，关心、照顾、抬着我行军的战友们！

　　渡过北盘江后，我出院在军团教育科等候分配。科长孙毅是宁都起义的老同志，对我很关照，也帮我向上级反映情况。我先被分配到12团任教育参谋，后来又调回10团工作，见到黄珍团长、杨勇政委等老领导。他们决定由我担任通信主任。这时，我们团部已有电台，工作方便多了。

　　4月下旬，我团进入了云南境内，26日攻占沾益，缴获了大批宣威火腿。对缺粮的红军来说，这是一大收获。全团要求每人背一只火腿，也未能背完。5月初，部队到达皎西地区。为阻击追敌，我团驻扎在一座小山上。天气晴朗时可以看到金沙江。大家的心情都很高兴，因为红军获得了以前从没有过的主动。果然，好消息传来，兄弟部队占领了皎平渡渡口，我们改由那里渡过了一泻千里的金沙江。至此，中央红军终于摆脱了敌人重兵的围追堵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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