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企本土化30余年感喟 永远不要觉得已读懂中国(2)

　　中国对手始终令他们琢磨不透，标准的波特五力分析和波士顿矩阵往往敌不过孙子兵法，它们有时看起来要搞促销，突然又大幅提高价格，有时却恰恰相反，其中的逻辑难以琢磨，可能仅是老板的直觉，可你又不得不相信，他们的直觉惊人地准确。

　　为了避开难缠的对手，跨国公司曾主要停留在中高端市场，与中国公司错位竞争，这种格局也正在打破。“本土公司自身的淘汰很残酷，幸存者拥有强大的市场能力、研发能力和现金能力。”谢祖墀观察到，能够脱颖而出的中国公司正在向中高端移动，它们能够迅速接近海外对手的产品质量，价格却低得多。

　　当跨国公司竭力应对市场压力时，它们感到中国政策环境让自己的回旋空间缩小了。

　　部分限制由来已久。特雷克斯和它的同行卡特彼勒都认为在汽车产业目录中，对汽车起重机企业外资持股最多50%的限制并不合理，因为与轿车相比，这是个太细分的领域，谁也说不清二十年前为何将“芝麻与西瓜”放在一起。“对外资门槛很高，对内资门槛很低”。一位业内人士认为，这正是三一等本土公司快速崛起的原因之一。“我们只能‘花钱买自由’，也就是说随着投资规模加大，业务范围才可能增加，比如说投资6000万美元以上，可以做一些有限度的融资、租赁;投到一个亿之上，又可以多做一些。如果你是个本地企业，生下来就有这种权利。”

　　金融危机之后，外资的失落感有所加强。“中国在逐步向内需驱动型增长转变中，是会继续坚持通过‘改革开放’建设市场经济这一‘未竟事业’，还是会采取支持国有经济，限制进口产品及收紧外商投资企业市场准入政策的相关措施?”中美商会在2010年度《中国商务环境白皮书》中提出了这样的疑问，该报告认为，“许多新的行业政策已表现出保护主义的迹象。”

　　“政府采购每年都有，为什么现在成为外资特别关心的一个重要话题?政府有四万亿刺激政策，本土企业分到的蛋糕肯定更多。而总部对中国区情况可能并不了解，看到这么多的订单自己却拿不到，就会给中国区许多压力。此种背景下，类似抱怨就成了主流。”德国电信新任大中华区总裁黄辉对本刊推测说。

　　更令跨国公司敏感的是“自主创新”，认为“自主创新产品”的倾向性政策难以界定和管理。2009年科技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出台的关于自主创新产品认定标准，外资认为自己的产品很难达标。“有些外资企业将‘自主创新’理解为‘自己创新’，也就更加担心。”商务部跨国公司研究中心主任何曼青对《中国企业家》表示。

　　这也是随着外资在中国扎根越来越深出现的“深度不融合”。“在政策领域，外资过去关注框架性东西比较多，现在角度越来越细化，像新药疫苗的研发、风电招标之类，都已经相当具体。”何曼青评价。

　　在华战略能否顺利实施，也取决于企业组织的效率。跨国公司早期在中国多以办事处形式开展业务，后来成立代表处，2000年之后逐渐有“中国区”的概念，但通常需要受亚太区管辖。近年来，中国区CEO们的权限越来越大，除大陆以外，也负责香港、台湾，甚至东南亚等区域的业务。

　　特雷克斯在中国投资超过20年，直到2008年郎华上任后，才有中国控股公司的概念。此前，它在中国有代表处、合资企业、法律单位等20多个机构，郎华认为唯有集中到一起，才可以谈“中国战略”，有可能将全球采购中心和全球研发中心搬过来。“对成熟的跨国企业，中国不能再被视作‘Colony market’(殖民地市场)，而应该成为‘Home market’”。

　　从草莽到大浪淘沙

　　改革开放与吸引外资，始终联接在一起，未曾分离，外资本土化与中国国际化的进程相互交织，互相推动，期间也裹挟着各种杂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