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现这些变化,有三个主要方面的原因:
第一,过去30年经济奇迹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因素,是世界经济环境比较好,但现在这些要变化了,今后全球生产成本要发生很大的变化。过去10年,不仅是中国的高增长、低通胀,其实也是美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高增长、低通胀。但与此轮经济危机之前相比,全球经济的增长潜力水平将下降0.5~1个百分点。
观察美国经济有一个指标,即把美国经济增长与通胀分成不同阶段观察——当它的债务占GDP比例低于30%、30%~90%、超过90%时情况分别如何。由此可以发现,当债务占比超过90%时,相比低于30%时,GDP增长速度可能会下降三四个百分点,通胀速度会上升四五个百分点。道理很简单,当债务比例过高,必须要消化债务,这意味着没那么多钱支持经济增长,增长潜力下降,通胀上升。这个问题不光是美国,今后世界经济环境、增长潜力都要比以前低,通胀比以前高。
这种外部环境的变化,再加上贸易战、货币战,中国出口面临的压力将越来越大。
第二,过去30年中国经济有很多优势,很重要的一点是劳动力成本低。但我国的劳动力市场确实在发生变化。
关于这一点,我和官员、学者交流时,他们有的还不太认同,但和企业家沟通,几乎每一位企业家都认同。劳动力成本上升非常快,而且很多企业家发现,现在要雇更多新的工人变得越来越难,不仅是沿海地区。这意味着,过去依靠低成本维持经济增长的模式难以持续。
第三,过去30年中国经济的成本优势,不只是劳动力,还包含资金价格、土地价格、资源价格等。但是,中国要素成本正在全面上升。过去30年的中国改革,其实是产品市场全部市场化,而要素市场没有市场化。要素市场的扭曲,或多或少压低了生产成本,这意味着过去30年老百姓一直在补贴生产者、投资者和出口商。
现在正在发生变化,资源价格已经在调整,汇率也已经开始动起来,利率市场化相信也只是时间问题,我们看到的这些变化,意味着未来一段时间,生产成本普遍上升可能是一个长期趋势,不是短期就结束的。
以上三个理由加在一起,意味着未来长期中国经济的外部环境不如以前那么好,内部生产率简单提升也已经不可能。
从短期政策看,有几个概要性结论:一是要改变升值恐惧症,用大国心态对待大国经济;二是近期的加息是一个好消息,加比不加要好;三是我认同余永定的判断,关于热钱问题,短期内需要考虑一些加强资本管制的手段,来稳定国内市场。(徐以升 丁晓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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