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企业面临跨国经营机遇 国内无序竞争成障碍(6)

　　对此，武钢总经理助理赵小明介绍说，武钢资源对外依存度高，因此危机意识强，公司一旦瞄准了机会，海外动作就十分迅速。另外，武钢在国外开矿办厂有自己的优势，8000人的矿业公司队伍有丰富的矿业开采、管理经验，现在从国内办矿到国外开矿，工作对接也很快。

　　截至目前，武钢的海外投资没有一笔发生重大风险和实际损失。这与武钢首选澳大利亚、加拿大、巴西等政治稳定的富矿国家有关，也与武钢稳扎稳打、措施得力、海外投资人员积极主动责任心强密切相关。

　　邓崎琳说，武钢是中国重要的板材生产基地，拥有大批核心技术和优秀人才，产能规模居世界第七位。先进的钢铁生产技术和矿石精选技术，世界一流的矿山建设队伍，矿山勘察开发的技术优势和经验，是武钢决胜海外的“本钱”。

　　竞争力向上游供应链延伸

　　海外投资战略使武钢进可攻退可守，成功修复了其脆弱的上游供应链。赵小明说，武钢拥有海外矿石资源基地，主要是控制上游矿石资源保障企业供应。这在当前资源紧张、矿价暴涨的前提下，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另外，在钢铁企业上游供应的又一命脉——焦煤方面，武钢也在积极寻找海外项目。据悉，武钢旗下武钢国际资源开发投资公司已与澳大利亚矿业公司RML签订了莫桑比克煤炭项目谅解备忘录，武钢将分三个阶段总共支付8亿美元，购买RML拥有的莫桑比克赞比西煤矿项目40%股权，同时将认购RML8%的股权。

　　邓崎琳的目标是，武钢将通过收购、兼并、重组、参股现有矿山等方式，建立一批境内外铁、煤矿产资源供应基地，逐步开发有色金属等矿产资源。到2015年，公司获得权益铁矿石资源量达到100亿吨，超过9000万吨/年的供矿能力;获得权益炼焦煤资源量10亿吨以上，形成3000万吨/年的供煤能力，不仅为武钢提供长期、稳定、安全的资源保障，而且满足国内国外两个市场需求。这意味着，武钢在一定条件下，将从资源买家变为卖家。

　　除成功向钢铁产业上游发展外，钢铁的下游产业如国际贸易、物流运输及其他相关产业因海外资源战略的实施也取得了长足发展。目前武钢已分别在美国、加拿大、委内瑞拉、德国、日本、澳大利亚、韩国、印度、香港等国家和地区设立12家海外子公司及办事处。

　　借助这些海外机构，武钢成功地将贸易触角伸向了剪切配送、矿产品贸易、海运运输等。特别是2007年武钢第一家专业化航运公司武钢(香港)航运在限公司在香港正式成立后，航运业务已成为武钢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废钢、热压铁块海外资源开发也在去年实现了零的突破。

　　为利于进口矿石的输导，武钢还和宁波港、浙江和润集团三方合资成立了浙江舟山武港码头有限公司，在舟山兴建年吞吐量达3000万吨的大型铁矿石中转码头，这是武钢首座自有大型铁矿石码头。

　　在上下游产业和跨行业间建立畅通无阻的钢铁产业链，为武钢提升核心竞争力，全球化经营创造了条件。武钢国际贸易公司总经理朱江悦告诉《瞭望》新闻周刊，武钢不同区域的海外资产开发进程不一。未来还将成立资源投资公司，并在香港上市，开展资本运作，做强做大资源板块。这些都将为武钢更好地开展全球化奠定坚实的基础。

　　“武钢经验”

　　武钢“走出去”的成绩，为其他正在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大型央企提供了一些成功经验：

　　深刻领会并执行国家政策，配合国家部委，准确把握时机。武钢的海外资源战略决策紧扣国家产业结构调整、转变发展方式、走出去战略的政策要求，又结合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实际需要，把握世界金融危机机遇，与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外交部、国家开发银行等通力配合，在别人不敢下手的时候成功抄底。

　　不仅仅走出去拿矿，还谋求管理权。对国外的矿山资源母公司投资获得部分股权，另外在母公司下面就矿产项目成立合资公司，在项目公司再拿部分股权。这样既可拿到矿产资源，又可参与管理规避风险。如公司购买加拿大CLM公司股份，获得一名董事席位，另外与CLM下属矿产项目成立合资公司，获得项目公司一名副总经理和财务总监职位，武钢的三名高管直接参与公司经营管理。

　　打破矿业投资理念，实现权益形式灵活多样。为了打破国际铁矿石巨头的垄断，武钢采取了购买矿权、股权，合资、独资、参股等多种经营方式，以增大合作投资成功的几率。对上市公司尽可能收购其股份，让股票溢价;不能控股的海外公司积极参股;在可能谋求控股的矿产区块尤其是低成本区块尽量谋求控股。

　　在海外投资中借助中介机构快速切入陌生的海外市场，避免走弯路。武钢规划发展部经济管理研究所所长邓果宇说，中外市场和文化差异大，为了解国外市场、文化、法律、企业组织形式等，武钢聘请国际知名的投行、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如摩根、瑞银、安永、德勤等进行咨询，知彼知己，避免了不可预料的风险。

　　在一些国家大型矿山的国际合作遇到阻力的情况下，灵活地选择中小矿山为突破口，以增强中方在谈判中的话语权。尽管中国收购在海外遇到政治经济舆论压力，但海外市场也不是铁板一块，在国际金融危机中处于破产边缘的中小矿山，海外投资的价格更便宜、成功率也更高。□

　　构建“走出去”制度防火墙

　　管控海外投资风险，完善政策层面的对外投资促进体系是制度基础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尚前名

　　近日，毕马威公布的《世界级的梦想：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现状和反思》报告显示，新世纪以来，中国企业表现出强烈的“国际化动机”。在接受其调查的对象中，高达96%的中国大型企业表示有继续对外投资的计划，超过84%的小型企业则表示会有更多的对外投资活动。

　　与这种火热的“走出去”热情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政府服务和支持企业“走出去”的意识仍然薄弱，缺乏较为明确和系统的制度保障。如果和已经比较完善的引进外资体系比较，对外投资的相关体系还比较薄弱，有些领域甚至是空白。

　　“完善对外投资促进体系非常迫切。”采访中，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直接投资研究中心主任卢进勇向《瞭望》新闻周刊表示，“十二五”期间，中国海外投资的规模必将迅速增长，因此，企业对一套完善的对外投资促进体系的渴求也愈加强烈。

　　挡不住的“走出去”热潮

　　在“十一五”规划中，中国每年的对外投资额定为120亿美元左右，5年的海外投资总计600亿美元。而实际情况是，2010年一年的对外投资额即有望达到600亿美元。

　　“这并不让人意外，因为一国所处的投资阶段与该国的人均GDP密切相关。”采访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副部长赵晋平告诉《瞭望》新闻周刊，总体上的一个规律是，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4000美元时，就进入了对外投资的高速增长期。

　　“2009年中国的人均GDP达到了3679美元，预计到2020年，在正常情况下将达到5000美元～6000美元。因此，中国对外投资的实力将会进一步提高，对外经济的发展将从以商品输出为主的阶段逐步走向商品输出与资本输出并举阶段。”

　　卢进勇也有着类似的观点，他提供的一份统计表格显示，全国31个省区市中，人均GDP处在对外投资加速发展阶段的省区市，已经达到了80%左右。“这说明中国已经进入了对外直接投资高速发展的阶段。”他说。

　　基于这种情况，对于“十二五”期间的中国对外投资，不少业内人士都表示将可能出现巨大的飞跃。在日前举办的第二届“中国对外投资合作洽谈会”上，中国产业海外发展和规划协会常务副会长范春永估计，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在2013年可望达千亿美元，存量可望达5000亿美元的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