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企业的兴起是在中国经济体制剧烈变革、游戏规则不断变更的背景下产生的。然而，在庞大的中国家族企业大军里面，如何解决接班的问题，几乎成为所有家族企业的头等大事。浙商的第一代业主大都是在艰苦环境中靠自己的毅力和胆识打拼出来的，经过了市场经济的洗礼至今能屹立不倒的，一定有其过人之处。而浙商第二代的成长环境则不同，他们大多在父辈们创造的优越环境中长大成人，没有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杀出一条血路的经验。他们都对父辈们的产业经营思路存在不同的看法，思想的斗争使他们更倾向于不接班而自主创业或者另谋职业。本文试图从浙商与晋商、徽商的比较来思考浙商的接班问题。

　　浙商的接班难题

　　子承父业历来是浙商财富继承的首选。但日前一项针对浙商的调查报告却显示，仅有约14.5%的企业家明确希望退休后由子女来掌管企业。在极为敏感的接班人问题上，浙商所显示出的理性与开明之外或许还有几分无奈，因为一些企业家的子女并不愿意接班，甚至有人对接班持明显反感和拒绝的态度。

　　浙江有近40万家民营企业，绝大多数是家族制企业。第一代创业者大的已有70来岁，一般的也有60多岁，年轻的也超过了50岁。新生代浙商接班已经成为一个趋势，必将在接下去的10年时间内成为浙商群体中的一个大潮，但拒绝接班现象正在浙商第二代中不断蔓延。新生代中有的因为有自己的兴趣和发展计划，或者因为父辈的产业层次低，没有吸引力，不想考虑子承父业；浙商从传统的小作坊起步，很多中小企业仍然摆脱不了低层次发展的模式，这已经成为关系到这些企业传承的重要因素。与老一辈浙商们相比，新生代浙商演绎着完全不同的创富神话。他们不愿意像长辈那样从生产缝纫机、皮鞋开始慢慢积累财富。他们更希望凭借自己的知识，在知识经济时代使财富飙升。因此他们更倾向于选择高新技术行业。而老一代浙商创办的家族企业种种弊病和革除弊病所需要付出的勇气也使得一些新生代接班人望而却步。比如混乱的财务体系、任人惟亲的用人制度、模糊的股权安排、苛刻的工资制度、恶劣的生产环境等等。也有一些新生代浙商追求高格调的生活方式，他们认为工作应该是一件惬意的事，工作的氛围应该充满文化气息，他们不愿像父辈们那样天天泡在商铺里忙碌，而且每天做着几乎同样的事情。这在他们眼里简直无法想象。

　　家族企业的兴起是在中国经济体制剧烈变革、游戏规则不断变更的背景下产生的。家族式企业以其特有的优势在激烈的竞争中逐步发展壮大，也被认为是最有普遍意义的企业类型。然而，在庞大的中国家族企业大军里面，如何解决“接班人”的问题几乎成为所有这些家族企业的头等大事。浙商的第一代业主大都是在艰苦的环境中靠着自己的毅力和胆识打拼出来的，经过了市场经济的洗礼，至今能屹立不倒的一定有其过人之处。而浙商第二代的成长环境则不同，他们大多在父辈们创造的优越环境中长大成人，他们没有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杀出一条血路的经验，即使有不少人握有经济专业的本科、硕士甚至博士文凭，但大多是纸上谈兵。他们都对父辈们的产业经营思路存在不同的看法，思想的斗争使他们更倾向于不接班而自主创业或者另谋职业。

　　浙商与晋商、徽商的比较

　　浙商吸收了晋商、徽商、潮商三大商帮的许多精华，比如晋商的博大宽容的经营胸怀、兼容并蓄的经营气度、求同存异的经营策略和自强不息的经营精神；徽商仁义诚信的儒商文化；潮商的冒险精神和学习精神等等。但浙商之所以能跟随历史的脚步不断发展，有其自身独特的特点。

　　晋商、徽商是我国历史上两大成功的商帮，要分析浙商的接班问题，可以从晋商、徽商身上寻找一些借鉴的东西，而这离不开浙商、晋商、徽商历史和文化的比较。

　　浙商是近代才崛起的一个地域性商帮，但浙商的历史却并不短暂。在《史记》记载中，中国最早的大商人，也就是后代商人的鼻祖“陶朱公”范蠡(公元前473年)就是战国时期越国的名臣。而南宋时期浙中学派的代表人物陈亮提出义利并举的思想与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18世纪，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与上海口岸的开放更是为浙江商人提供了历史舞台。以宁波商帮为代表的浙商群体对上海近代化的演进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宁波商帮不但在国内，在国际上也留下了很大的影响。甚至有人给予宁波商帮“无宁不成市”的评价。现代宁波商帮更是涌现了船王包玉刚和香港董建华之父董浩云等代表。

　　而浙江商帮中又以宁波商帮最为著名。兴盛于19世纪的宁波商帮被认为是继徽、晋两大商帮之后势力最强的地缘性商人群体。他们不怕苦、敢冒险、敢为天下先、求实而乐于探索，他们以其强烈的创业精神与杰出的经营能力抒写了中国商业史上的百年辉煌，至今仍活跃在海内外而名闻遐迩。

　　除了宁波商帮以外，浙江许多地方都有着悠久的民间经商的历史。在义乌，拨浪鼓文化在清乾隆时就已经兴盛。而浙江人天生就有一种经商精神。在改革开放之前的“割资本主义尾巴”的特殊时期，温州、宁波、义乌、台州、永康等地的百姓却“顶风作案”，而一些地方的领导也对此“心知肚明”。改革开放土壤中孕育出来的在市场经济的商海中搏击的浙江企业家中，有土生土长的农民企业家；有国有企业发展与改革中成长起来的国企掌门人；有现代“儒商”和“资本玩家”，还有正在成长的新一代知识型的企业家。在他们的身上可以看到浙商所固有的市场意识、风险意识和自强不息、吃苦耐劳、不断创新的精神。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说：浙江是一个具有炽烈企业家精神的地方，浙江商人既聪明又肯吃苦、敢冒风险、敢为人先，最让人佩服。

　　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则称赞：与其他沿海省份的人相比，浙江人能吃苦；与内地人相比，浙江人很灵活。

　　著名经济学家钟朋荣则感慨于浙江商人有比较强的市场意识；其次，浙商有着一股不屈不挠的拼搏精神，他们永不满足。他说：“在浙商眼里，没有办不成的事，而且还喜欢不断地给自己设定新的目标，不等不靠，相信市场、相信自己，因此浙商的自立性比较强。”

　　而经济学家焦新望则感叹：浙江人的经商意识是渗透到骨子里面的，即使是菜市场上卖菜的年轻人，也从未把自己看做是一个谋生活费的小贩，他们认为自己是在经商、是在做经理，甚至有名片、有手机。

　　浙商在历史上是各大商帮的合作者和竞争者。晋商与浙商交易丝、绸、茶、米；徽商东进苏杭而扬帆入海。徽商代表胡雪岩又兼具浙商身份。其代表作——胡庆余堂更是以历史见证物的身份留在了杭州。其末代传人冯根生在承继其老财东的经营思想的同时演绎了一曲现代浙商的诗篇。总而言之，浙商吸收了以上三大商帮的许多精华。

　　首先，无论晋商、徽商，其本质都是官商；而浙商是“民商”。浙商与晋商、徽商的第二个区别在于产业发展的能力。晋商虽然形成了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两大劲旅，但最终并未出现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的趋势。而徽商由于“官本位”的思想没有致力于产业投资。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浙江区域经济的基本特征即可概括为“簇群经济”。这是以专业分工的高度细化和集中化为特征的产业经济。浙江专业化产业区的发展孕育了一批又一批的浙江商人。近年来，浙江各地涌现了成百上千个专业生产的专业村、专业镇。其中产值超亿元的特色产业区有500多个，而且，浙商群体正自觉地将打造“世界工厂”作为自己努力的目标和方向。

　　晋商，泛指旧时的山西商人。山西人自始善于经商，尤其在明清以后500年间，晋商的发展达到鼎盛时期。当时流传着“凡是麻雀能飞到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的说法。明清晋商作为一支重要的社会经济力量，雄踞徽商、湖商、粤商等十大商帮之首，长期执掌内外贸易之牛耳，盛极一时，以雄财善贾而饮誉海内外，在中国经济史上占有十分显赫的地位，世界经济史学界也把晋商与意大利商人相提并论，给予很高的评价。

　　晋商创造如此辉煌的主要秘诀就是诚信经营。晋商视信誉为命根，坚持信誉第一。强调做买卖必须脚踏实地，不投机取巧，赚不骄傲、赔不气馁，宁赔本也不做玷污商号招牌的事。“平则人易亲，信则公道著，到处树根基，无往而不利”。

　　晋商笃信“和气生财”，高度重视各方面关系的和谐，包括财东与掌柜、伙计关系，同行同业关系，客户关系的和谐等等。晋商票号很早就建立起严格的两权分离制度。掌柜牗经理牘对商号资本和人事全权负责，财东牗董事长牘不加干涉。财东只有首任掌柜的聘任权和分红权，下任掌柜由上任掌柜聘请。掌柜一经聘用，财东则委以全权，掌柜则做到忠心事主。掌柜对外代表商号，而财东则不能以商号名义在外活动，不得在号内食宿、借钱，不得指使号内人为自己办事、不得干预商号业务。

　　晋商与同业往来中，既保持平等竞争，又保持相互支持与关照。商号的友好合作伙伴，互称“相与”。对待“相与”，必竭力维持，明知无利可图，也不中途绝交。万一对方倒闭，成了呆账，也就听之任之，当作教训。如民国初年包头双盛公财东杨老五欠复盛全白银六万两，无法偿还，杨老五给乔映霞磕了一个头，就算了事；大顺公绒毛店欠复盛公现洋一千元，还了一把斧头、一个箩筐即算了结，等等。这种恢宏气魄，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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