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和幸福之间有没有关系？如果有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关系的走向、强度、跨度又如何？

　　在早先主流经济学的一般性和基础性的假定中，收入和幸福是肯定有关系的，而且这种关系的走向一致，两者运动方向相同，收入越高，幸福越大；强度显著收入是决定幸福的最重要因子；跨度无限，两者关系在时间和空间上没有边界。可以说，这种假定，是中国一段时间“以GDP为本”的病根，这在一些发达国家也有过。

　　很早就有人对于收入和幸福之间的这种假定，提出异议。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异议在中国，现在几乎成为了各路主流媒体上温度最高的“热点”。而某些媒体的信息，自身有误解，对受众则有误导。这些误解和误导在于，完全否定收入和幸福之间的关系，或者甚至于将收入和幸福之间的关系，描绘成完全是一种方向相反的关系。

　　经济学对幸福的理论研究和问卷调查，很多都表明，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幸福水平相关性不大。特别表现在，历史纵向地看，经济发达国家GDP越来越大，但幸福水平并没有明显提高；国别横向地看，一些经济发达国家的幸福水平，反而低于经济发展中国家。比如有调查表明，委内瑞拉、尼日利亚这样的不发达国家，其国民的幸福度在世界上是最高的。中国国内也有调查表明，中国农民的幸福度高出城市居民。

　　但我们决不能得出结论说，越不发展，就越幸福。如果进而否定GDP增长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是非常危险的认识和行为。

　　原因在于，收入水平和幸福水平之间，可以说有一个“棘轮效应”。“棘轮效应”一词，最初来自对前苏联计划经济模式的研究。在这种模式中，企业的年度生产指标每年都会上升，这种上升趋向被称为“棘轮效应”。因为上升是单向的、不可逆的，因此，聪明的经理用隐瞒自己企业的生产能力，来对付政府的计划当局。因为如果用尽自己企业的生产能力，在下一个年度就很难完成上升了的计划指标，就会受到惩罚。

　　1949年，美国经济学家杜森贝里在首次提出相对收入假说理论时，借用了“棘轮效应”来描述消费的不可逆性质。在凯恩斯的理论中，消费是可逆的，即收入水平的变动必然立即引起消费水平同方向的变动。在经济衰退时期，收入减少，消费也立即减少。针对这一观点，杜森贝里提出修正意见，认为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消费决策不可能是一种理想的计划，它还取决于消费习惯。这种消费习惯受许多因素影响，特别是个人在收入最高期所达到的消费标准对消费习惯的形成有很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人的消费习惯形成之后有不可逆性，易于向上调整，而难于向下调整。尤其是在短期内消费是不可逆的。套用司马光的话：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

　　幸福取决于欲望得到满足。因此，我们在比较不同人群的幸福指数时，也要比较他们的欲望。欲望不能说越大越好，但也不能说越小越好。欲望应该是健康的、正常的、符合主流价值判断标准的。当一些调查说，贫穷国家民众比富裕国家民众更幸福，中国乡村居民比城市居民更幸福时，我们不应该忘记，他们的欲望是不一样的。而哪一种欲望更健康、更正常、更符合主流价值判断标准，是不难区分的。在这里，收入和幸福间“棘轮效应”表现为，民众更向往从穷国流向富国、从乡村流向城市。

　　联系到收入，收入的本质不在于其数目字的大小，而在于其满足欲望的能力。在比较不同人群的收入水平和幸福指数的关系时，不能单看收入的数目大小，更重要的是要看其满足欲望的能力。有调查说，人均收入高的上海市民，幸福指数低于人均收入比他们低的杭州市民。很显然，这个调查没有对收入的满足欲望能力进行修正。

　　结论是，要提高幸福指数，还需要提高收入水平，需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

　　(文章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作者：傅红春 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