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定村”收获非洲

　　《一个人的非洲》作者洛艺嘉曾用3年时间走遍非洲22国，她告诉《小康》：“在非洲，中国人的黄面孔就是最好的通行证。”所以中国人在非洲是非常受欢迎的。

　　“保定村”在推行的时候，就是以中国农村的模式，按照“政府引导、企业运作、产业拉动、避强就弱”的方针，在国外投资落户。每个村子规模不等，人数多的近400人，少的只有40来人，每个村都有经过民主选举的村支书和村主任，负责和当地政府签订项目，组织和协调村民的工作，解决纠纷以及为村民统一购买一些日常生活用品。

　　用刘建军的话说，“保定村”的模式就是为了避免以往中国人在国外单打独斗的状况，其战术原则是：变麻雀战为运动战、变游击队为正规军、变出口产品为出口产业。

　　这种做法也确实不同于以往，受到了当地人民的欢迎。而中国外出的农民也有了空前的收获。

　　陈来会是保定易县牛岗乡人。易县是国家级贫困县，而牛岗乡又是这个贫困县中的贫困乡，一家四口就挤在9平房米的房子中。两个儿子都快三十了，也找不到对象。为了生活，一家四口决定跟着刘建军去国外闯一闯。

　　一年以后从国外回来盖了两处房，还弄了院子，穿得好了，家里摆得也好了，两个儿子都搞上对象了。“我去看的时候，陈来会抱着我哭，说‘刘局长真没有想到，做梦也没想到这么穷的家，一年的时间就能翻过身来。’” 刘建军讲了一个农民家庭的变化。

　　在保定当地，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4个烧砖的师傅，到了非洲享受到专家的待遇，在那里待了4个月，每个人挣到了1万美元。

　　世界各地的“保定村”

　　刘建军说，“保定村”之所以能在这些国家获得成功，主要原因是带去了在中国看似落后、但在那些不发达国家却显得很先进的设备和技术，符合产业转移的规律。而这种做法不仅在非洲得到了推广，在亚非拉欠发达国家都有很大发展。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杨一接受《小康》采访时分析，过去我们说“用市场换技术”，非洲“保定村”的城市证明其实我们走出去，也可以“用技术换市场”。

　　在上万海外保定人眼中，刘建军是他们的“刘局长”；在当地非洲人民心里，他被6个部落联合加冕的 “大酋长”。刘建军之所以有这样的称号，基于一个事实：从1998年上任市外贸局局长到现在，他先后在全球五大洲、38个国家建立了48个“保定村”，8年来，已经有1万多名保定人转变成“世界公民”。

　　目前“保定村”在国外获得可供经营的土地中，面积最大的马里达2000多平方公里；其次是俄罗斯阿巴坎项目，达500多平方公里；蒙古乌兰巴托“保定村”项目也达到了300平方公里。

　　刘建军认为这种模式的潜力还很大：“未来5～10年里，只要有政府很好的调研，将我国国内剩余的技术、资金放出去，我国每年可以向国外输出劳工200万～500万人。”这个数字已经超过目前蒙古国人口的总和。

　　基于这样庞大的数字，“移民版图”已经浮现，非洲、西亚、远东、拉美构成了基本框架。“保定村”模式目前并不适合到发达国家建立，海外就业的重点应放在上述不发达国家和地区。刘建军解释说。

　　　“虽然到非洲有政局动荡和劳务纠纷等不利因素，但就投资而言，对于中国商人还是一片处女地，是一片新的边疆。”在刘建军心中，非洲无疑是一个重点。而在巴西筹划“保定村”的工作也已经展开。

　　说罢，他深呼一口气，紧锁的眉头微微张开“100多年来，中国经过了洋务运动和民国初年两次移民浪潮，从现在到2010年，应该是第三次浪潮。”

　　海外“保定村”模式，变国外打工为国外当老板，变输出产品为输出产业。他的成功不但帮助农民摆脱贫穷过上了富足的生活，也为我国农民外出打工开拓了一个新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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