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份的上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更多的是出于防止银行过度放贷，降低银行超额准备金率。而3、4月份以来，银行贷款的投放速度得到相对有效的控制，特别是房地产和地方融资平台的风险管理更为严格。但是，近期人民币升值预期有所强化，外汇占款增加较多，外汇成为另一个需要重视的新增货币来源。其次，去年投放的货币，经过近一年的循环，逐步转化为现实的购买力，货币的活期化现象仍在持续，对物价和资产价格的压力逐步释放。目前国内需求保持相对平稳，出口市场恢复较快，产能利用率和就业状况有所上升，经济复苏的基础进一步夯实。因此，尽快回收流动性，提前为未来调控可能的通胀做好充分准备，成为必要。

　　存款准备金率与基础货币的调控工具相结合，实际上并没有绝对的限制。实际上只有在假设基础货币一定的增长量，保证必要的信贷投放量下，才有存款准备金率的上限。

　　鲁政委：在5月2日准备金率上调之前，公开市场操作一直顺风顺水，足以实现净回笼。因此，我们推测此次上调是因为公开市场之外的货币投放较多，这一部分更可能是外汇占款。

　　前两次上调，主要是指向信贷的过快增长，意在强力遏制信贷。从目前来看，4月份信贷应该相对平和。因此，就谈不上所谓遏制信贷的问题，而主要是意在回收流动性，引导通胀预期，防范通胀风险。

　　我国历史上准备金率的最高水平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为20%。而根据我的研究，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在经验上的极限水平大致在23%左右。从目前国有银行的准备金率水平来讲，本轮周期中还有5-6个百分点的上调空间。

　　加息预期存分歧

　　上海证券报：此前市场加息的预期一直在升温，您认为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这两种货币调控工具之间的替代性有多大？这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后，短期内加息的可能性是否会减少？加息可能会推迟到什么时候？而加息需要具备怎样的国内和国际条件？

　　赵庆明：本次上调准备金率后，短期内加息的可能性已经基本消失。市场预期加息主要是希望通过保证正利率来抑制通货膨胀。其实，从治理通货膨胀的角度来看，上调准备金率的效果会更直接更显著。货币主义最经典的论述就是通货膨胀归根到底是一种货币现象，也就是说货币的供应量太多了。上调准备金率会直接降低货币乘数，从而降低货币供应量。加息则是希望通过降低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来降低货币的流动速度来达到降低货币供应量的目的，而加息不一定能够立即降低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甚至可能会由于他们预计到还会继续加息而增加消费和投资，反而是进一步推高通胀。当然，这是理论上的分析和推理。

　　当前，我国没有采取加息来治理通胀主因可能是担心因正利差进一步扩大而导致更多的热钱的流入。由于中美正利差的存在，已经导致了套利外汇资金的大规模流入。仅去年下半年，我国外汇贷款增加了840.82亿美元，而同期外汇存款仅增加7.9亿美元，新投放的外汇贷款主要依靠金融机构从境外调入外汇资金，仅从外汇贷款与存款增量的差来看至少调入境内832.92亿美元，这部分外汇资金最终通过结汇进入央行外汇储备，由此央行投入的外汇占款资金如果按照6.82元/美元的汇率测算，达到5680亿元，这形成基础货币的投放，如果按照去年末货币乘数4.12计算，这导致的货币供应的增量就达到2.34万亿元。而事实上，由于外汇贷款与存款导致的832.92亿美元外汇流入仅仅是由于中美正利差导致的流入外汇资金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