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道富：从银行角度，一是直接冻结了部分可用资金，降低了资金的相对收益率。二是限制了银行资产扩张的能力，加大了资产扩张所需承担的成本。目前限制银行放贷能力的，主要是贷款额度、资本充足率和存贷比等监管指标，存款准备金率并没有构成银行放贷的硬约束。今年信贷投放规模，将主要取决于贷款额度和监管指标控制以及房地产、地方融资平台的风险管理。

　　货币政策调整的国际考量

　　上海证券报：目前中国的货币政策在多大程度上考虑到了国际因素？比如欧洲债务危机愈演愈烈，这是否是影响中国货币政策调整的一个因素？反过来，中国货币政策的调整又会对发达国家或新兴市场有多大的引导作用？

　　陈道富：国际因素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一是世界经济、金融市场波动影响我国经济增长(包括就业)和通胀，从而使得我国货币政策不得不据此进行调整。二是“三元悖论”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制约，主要通过外汇流出入对我国货币调控有效性的影响。当前主要是人民币升值预期、国内资产泡沫的走势对跨境资金流动的影响，国内外利差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我国仍有足够的空间，按照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调整货币政策，包括其中的利率政策。

　　欧洲债务危机对我国的直接影响较小，但其可能影响到欧洲经济的复苏，引起世界金融市场的动荡，增加我国外部市场的不确定性，需要我们密切关注。

　　我国资本账户还没有完全开放，仍然是一个“金融弱国”，货币政策的国际联系主要通过经济层面。经济危机期间，我国成为一些国家，如日本、澳大利亚、德国以及一些新兴市场国家重要的进口国，成为这些国家经济复苏的重要支撑。因此，我国的货币政策调整，特别是影响到经济走势的货币政策调整，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这些国家的货币政策选择。但是，我们也应看到，随着世界经济的复苏，我国经济的世界重要性有所下降。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也都根据自身的情况，独立决定着货币政策。我们不能过分高估我国货币政策的国际影响力。

　　赵庆明：央行迟迟没有如部分市场人士所预期的那样加息正是考虑了国际因素的影响，除了中美正利差因素外，也应该会考虑到主要国家和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复苏程度、刺激政策的退出步伐和力度等情况。中国已经是当前经济全球化中积极的一员，我们的政策包括货币政策的调整绝不会忽略国际因素的影响。目前来看，欧洲债务危机对于欧洲自身还是全球的影响都会相对有限，应该肯定地说，全球经济最糟糕的阶段已经过去。当然，欧洲债务危机也提示我们，全球经济复苏的进程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不会是直线式回升的，当前世界经济的复苏仍是非常脆弱的。这也提示我们政策要具有灵活性和针对性。中国已经是世界经济中一个参与全球化程度很高的大经济体，中国货币政策调整也必然会对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产生影响，5月2日我央行宣布上调准备金率后，主要股市出现大幅下调就是一个具体体现。

　　鲁政委：作为一个尚非国际本位币国家，我国对国际因素的考虑主要限于其是否会对国内经济造成明显影响。而从目前情况看来，欧洲受主权债务风险困扰的国家，都不是我国的主要出口市场，因而到目前为止并未对我国经济造成明显影响。当然，其所诱发的美元走强，已诱发人民币跟随美元被动对其他货币升值，由此对出口和经济具有一定紧缩作用，只不过这种作用目前仍在可承受范围内。因此，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在近期的政策决策中，应该还仅限于关注层面，尚未对国内政策选择构成实质性牵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