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经济衰退风险，究竟要不要减税？在财政相关部门看来，这是一个大问题。日前财政部相关官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表示，“一方面收不上钱来，一方面又要扩大财政投入刺激经济增长，财政部的两难局面已经非常明显了”，他说：“2009年不能再提减税了，减税是个馊主意。”

　　针对宏观经济下滑的现状，中央的调控政策基调及时地调整为积极财政政策搭配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具体而言，积极财政政策手段既包括财政资金直接投入经济建设，也包括通过减税手段来增加居民收入，刺激消费需求两个途径。

　　可见，减税本就是积极财政政策所应有之含义，根本就是落实积极财政政策导向的必有之举。当然，财政部门或许把立足于实现每个年度的财政盈余，至少是财政平衡，作为其首要的部门追求目标。单纯从直觉看，这样的诉求似乎是合情合理，毕竟让国家财政账目“赏心悦目”属于职责范畴内。然而，在现代财政理论的观点看来，其实这样的诉求早已经不合时宜了。

　　事实上，经济波动走势一直在遵循周期形式，有繁荣的高峰也有衰退的谷底。在经济繁荣期，财政收入要远大于支出，也就是实现财政盈余，而在衰退期则正好相反，往往会出现财政赤字。因此，苛求在每一个财政年度都实现财政盈余，根本是悖逆经济周期规律的愿望。现代财政理论把在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内实现财政盈余或者平衡，视为是财政工作的追求目标，而绝不会去苛求每个年度的相关指标优化。依此理论出发，当下中国的财政状况恰恰到了透过减税手段，来抚平经济周期的关键时刻。

　　自从1995年开始的13年里，尽管其间曾经有过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冲击，但是我国的财政收入却一直以超过GDP增速两倍以上的速度持续增长。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国民财富的分配结构实现了由居民收入向国家财政的大幅倾斜。因此在危机到来之时，应对动力理应来自于财政部门主导的刺激政策，因为居民内生的消费欲望由于历史的积累不足，而根本无法得到提振。

　　更为关键的是，积极财政政策所包含的经济建设和减税两个途径，对于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含义大不相同。前者见效虽快，但是路径依赖的惰性很容易让人们上瘾，并且忽视了结构调整的重要性，甚至继续强化既有的结构性问题。十一年前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就是一个典型例证。伴随着刺激性经济政策的快速显效，2002年中国就逐步走出了危机的阴影。但是其后数年的国民消费率却几乎每年都要降低一个百分点，直至2007年降至49%，反而要远远低于1998年危机爆发时候的水平了。

　　而减税的实质就是让国民财富重新回归到百姓手中，让老百姓有钱可花、有钱敢花，并且以此来带动良性的经济增长模式。除去应对危机的目的，这本身还包含着对长达十几年来财富分配政策修正的巨大历史含义，也自然是财政部门无法推卸的历史责任。

　　由此可见，在目前的经济形势下坚持减税，不仅不是所谓的馊主意，反而本就是相关调控部门应承担的职责所在。(马红漫 上海 财经评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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