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翎写《金山》如魔鬼附身 一辈子攒的力气爆发

在听力诊所和同事在一起

　　伴随电影《唐山大地震》的热映，其原著作者张翎，开始走入大众的视野。

　　今年，一部描写几代海外华工跌宕命运的40余万字长篇小说《金山》，荣获了2009年度华语传媒大奖，《金山》的作者，也是张翎。

　　厚积薄发、大器晚成，熟知张翎创作道路的编辑袁敏这样评价。

　　十二年前，加拿大多伦多——这个遥远而安静的异乡里，一位温州女子，决定重拾从小立志的创作之路。那年，她已近不惑之年。

　　白天，她是听力诊所的专职听力康复师；夜晚，走廊过道的一张书桌上，她开始一字一字地书写。没人关注，也没有名利的企图，只有内心积攒多年对文字深切的爱。

　　十二年间，四部长篇，二十余部中短篇作品，张翎这个名字，开始显露于国内外各个文学奖项，她也跻身优秀的华语写作者之列。

　　“谨以此书献给一切在汹涌的物质潮流里寂寞艰辛地耕耘精神的人。海内的和海外的。”张翎在第一部长篇小说《望月》的扉页上，郑重写下如上这段话。这段话，也可以看作她十二年寂寞书写的最好注脚。

　　1.再不写，这一生就没有时间了

　　“她梳着两根齐肩的小辫子，刘海儿和发梢烫得微卷；雪白的衬衣领子醒目地翻在一件暗红色的格子外套外面。神情里却透出一股淡淡的忧郁。” 20世纪70年代后期，文学刊物《东海》的一次笔会上，编辑袁敏第一次见到张翎。在当时沉闷保守的社会氛围中，张翎细致的装扮和特别的气质让她眼前一亮。接下来的相处，她感受到这个外表文静的温州女孩儿性格里的刚强：“她敢想敢做，想追求的事，就会不顾一切去做。”

　　那时，张翎还是温州一家小工厂的车床操作工，工作劳累而乏味，唯一支撑她的是对知识的向往。每天下班一回到家，她就拿起书本和自习英文，贪婪地阅读每一本找得到的书。为了学习，甚至打着手电蜷在被窝里收听美国之音的《英语900句》（尽管在当时，这是颇有风险的一件事）。写作，也是她想寻找前路的一种努力。“我那时的努力是不可想象的，我甚至不知道我学了是干什么用的。我觉得我的前途就像一个黑色的隧道，走啊走啊，永远走不到头，不知道那个出口在哪里，但就在那样的绝望中，我知道自己一定要走出来。我的一辈子不能这样浪费掉。”

　　车床厂工作的第五年，日日夜夜里积蓄的苦功终于铺就一条路——1979年，仅仅初二水平的张翎以浙江省外文类第一名的成绩考进复旦英美文学专业。

　　毕业后，因对外面世界强烈的好奇和改变自身境遇的愿望，1986年，张翎选择了寂寞又艰苦的异乡求学路。

　　刚刚抵达加拿大卡尔加里城两周，当地严酷多变的自然气候，立刻狠狠地给这个中国女子一个“下马威”。“才九月中，早上出门是万里晴空，我只穿了一件薄衬衫，晚上却是鹅毛大雪，路上已经空无一人。我在一个电话亭里躲着风雪，后来身体渐渐麻木，不再感觉寒冷。那一刻我突然想起‘卖火柴的小女孩’的故事，明白过来如果再这样等下去，我可能就会冻死在路上。最后艰难地顶着风雪，骑了两个小时的车，终于骑回了家。由于手已经完全冻僵，无法用钥匙开门，只好用脚踹门，终于把房东叫醒了。进屋后，手脚被突兀的温暖冲击，疼得我几乎满地打滚。至今每次我在微波炉里化冻肉，都会想起那晚的疼痛感觉。”

　　张翎在卡尔加里大学修读的是英国文学硕士，这意味着她需要跨越的，还有一道异国语言和文化构筑的高高门槛。“这个新的求学系统打碎了我原有的对自己能力的所有自信。我曾像一个弱智者一样暴露在教授们毫无怜悯之心的学术视野里。”摸爬滚打，犹如新生儿般全面吸收着新的知识，脱胎换骨的知识再造中，张翎逐渐适应了北美高校的学术系统，后来即使完全没有基础，她仍然以优秀的成绩又获得美国辛辛那提大学的听力康复学硕士。

　　想在异乡扎根又谈何容易。为了安身立命，张翎做过热狗销售员、翻译、教师、行政秘书、听力康复师。记忆里，她似乎永远行色匆匆地走在搬家的路上，十年间搬家近二十次，辗转于卡尔加里、辛辛那提、明尼爱波利斯、温哥华、多伦多等多个城市。尽管有过梦醒不知何处的惶惑，张翎仍然感激生活的历练。“这些经历给我打开了一扇又一扇的窗口，让我近近地触摸到了各个族群的生活脉络，极大地丰富了我的视野和阅历。”

　　听力康复师的职业，又让张翎深入体察到战争和灾难之后的心理创伤。“我所接触的病人中，有从两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越战和中东战争的战场上归来的军人，也有从阿富汗、海地、斯里兰卡及其它地区来的灾民难民。有时我感觉自己是他们中的一个，他们也把我看成是他们中的一个。这也是为什么我对疼痛的感觉绝不陌生。”

　　多少次，丰沛的人生经历触发了她的灵感，内心里多年积攒的写作冲动让她想记录这一切，但琐碎繁忙的漂泊生活里，又怎能专心的书写。张翎回忆：“有时挣扎非常厉害，我会诅咒自己：还不坐下来，再不坐下来这一生就没有时间了。”实在憋不住了，她也尝试写作了两个中篇小说。“写完了，我的情绪得到了部分缓解，我可以继续耐心地等待时机的成熟了。”

　　出国十年后，张翎才真正安定下来，在多伦多一家医院的听力诊所担任康复师的职业。不用再为生存而挣扎，已近不惑之年的她终于可以坐下来，开始自己第一部长篇《望月》的写作。

　　2.写第一个字时，就准备好没有人读我的书

　　写作《望月》时，张翎还没有自己的房子，与先生以及前来探亲的父母租住一间两室一厅的公寓。没有多余的房间，书桌只能摆在过道上，身边更是几乎没有安静的时候。只有结束一天忙碌的工作，她才能坐在这狭小嘈杂的地方开始创作。

　　张翎深知，自己与繁华的国内文坛隔着远远的时空。“从我坐下来写第一个字的时候，我就准备好了十年十五年没有一个人读我的书。”写作于她，是内心的天然渴望。

　　十年的漂泊阅历，十年的情感积蓄，使得张翎第一部长篇写作有如行云流水般顺畅。“我真的很感谢这个十年，表面上你好像浪费了一段大好的创作时光，但实际上让你所有的焦虑和表层的感受，都得到了理性的沉淀。”

　　创作正在顺利进行，张翎却遭遇了一场她称为“黑色幽默”的事件。腿上一处黑色斑块，被诊断为恶性肿瘤，医生告知：“如果治疗效果好，五年存活的例子不是没有的。”忽然而至的死亡通知，犹如当头棒喝。她走出诊所，望着秋日里灿烂的夕阳，“泪便凉凉地流了一脸。”

　　“这是我的第一部也许也是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便想给这个世界留下哪怕是小小的一丝声音。”一连串的手术、药物治疗后，刚能下地，带着腿上手掌大的疤痕，张翎又继续开始书写。

　　全职工作之余，仅仅10个月，《望月》创作完成。这部手稿跨过大西洋，辗转多次，来到刚到作家出版社任职的编辑袁敏手中。书中细腻深沉的情感打动了袁敏，“我终于碰上了自己等待已久的作家和作品。”1998年，《望月》正式出版。

　　幸运地，疾患并没有进一步侵袭张翎的身体，她开始进入创作爆发期。长篇《交错的彼岸》、《邮购新娘》相继出版，一系列中短篇作品也开始斩获“十月文学奖”、“人民文学奖”等各个文学奖项。

　　张翎的早期作品，大都根植于家乡温州和南方，随着创作的逐渐成熟，她的视野也开始变得宽阔起来，笔下的情感也超越儿女情长，深入人性、历史的深处。

　　2007年7月末的一天，张翎在北京机场等候飞往多伦多的班机。机场书店里，她偶然拿起一本《唐山大地震亲历记》。“开始读这本书，周遭的嘈杂渐渐离我而去，只觉得心开始一点点地坠沉下去……”她感到内心的触痛，同时也感受到灵感萌动的预兆。

　　30年前那场大劫难发生时，年幼的她印象懵懂，而今她要拨开重重的历史烟尘，深入被灾难击中时人们的大哀恸。回到加拿大，她开始搜索所有可见的国内和国外的唐山人文地震资料，并多次探访生活在多伦多的地震亲历者。

　　埋首其间，一些细节在张翎脑中渐渐浮现出来；“我远远望见了一些孩子，有一个男孩，在截肢手术醒来后，怯怯地请求护士为他那只不复存在的手臂搔痒。有一个女孩儿，领着她幼小的弟妹，踩着结了冰嗄啦作响的尸袋，寻找被迁葬的母亲遗体……”还有一段回忆里记录了两个年轻女孩被压在一块水泥板下，营救人员撬这头水泥板，那头的女孩就会被挤疼。两个女孩在那种时候依旧唱歌彼此鼓励，叫营救人员在救自己的时候“轻一点”，不要伤着另一个女孩。小说中救弟弟还是救姐姐的两难选择正源于此。

　　但让张翎困惑的是，这些面目鲜活的孩子们接下来的人生，却仅仅剩下一些干瘪简单的句子——“成为企业的技术骨干”；“以优异成绩考入大学”……多年听力诊所的工作，她深入接触了太多战争、灾难的幸存者，无法轻易接受“一切都会过去”的肤浅安慰。

　　最终，疼痛，“一种天灾带来的，却没有跟随天灾逝去的心灵疼痛”成为张翎创作的落脚点。这部名为《余震》的中篇，被誉为写地震最好的文本之一。后来《余震》卖了电影改编的版权，张翎才第一次凭写作有了一些收益。这么多年，身处安静得有些寂寞的海外，能坚持写下来，支撑她的，源自内心深处对文学的挚爱。

　　改编自《余震》的《唐山大地震》上映，随之就是密集的采访邀请。经过多年的寂寞坚守，面对忽然而至的关注，张翎显得很平静。“从来也没觉得自己‘成名’。相反，我觉得自己一直生活在‘边缘’。但是这种边缘状态对一个渴望自由安静写作的人来说，也许不是什么大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