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园的几次重修动议:同治将谏阻大臣尽数革职(4)

　　1583人倡议

　　“一个外商想投资，在圆明园盖宾馆！”

　　1980年8月，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历史委员会在北京召开圆明园罹劫120周年学术研讨会，曾任中国建筑科学院院长的汪之力把一条内部消息带到了会上，登时把会场炸开了锅。

　　参与研讨会的是90多名古建和历史专家，这是对圆明园最为了解和关切的一群人。

　　“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把圆明园遗址变成宾馆。”研讨会很快形成共识，必须尽快对圆明园遗址进行保护、整修，于是决定成立“中国圆明园学会”，并当即成立筹委会。同时决定写一份倡议书并征集社会名流签名，尽可能扩大社会影响，号召对圆明园进行保护、研究和整修。

　　时任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的金紫光和魏传统将军都成了圆明园学会筹委会的负责人，牵头起草倡议书的汪之力也是老革命，曾任抗战时期活跃在京西大山中的平西抗日游击队政委。他们发动各自广泛的社会关系，在国家部委、北京市政府的老战友中广为联络，派人把会议简报和倡议书挨家挨户地送。

　　这份《保护、整修、利用圆明园倡议书》主要提出了6点建议：政府重申保护法令，公布圆明园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建立专门的机构研究和管理；修建围墙、防止破坏；妥善安排遗址内农民；有计划地发掘遗址、研究史料，做好整修准备工作；有条件时，整理山形水系，清理遗址供人参观。

　　倡议提出不到两个月，迅速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1583人在这份倡议书上签字，列在前面的有宋庆龄、沈雁冰、习仲勋、许德珩、张爱萍、史良、荣毅仁……“超豪华”的签名阵容可见“整修圆明园”在当时政治环境中的所占地位。“整修整修，还我河山锦绣”，张爱萍将军为圆明园题的诗一度成为时代强音。

　　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是，这份倡议书使圆明园成为举世瞩目焦点的同时，也引爆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

　　引发争论的是倡议书最后的一句话：“我们有志气、有能力，在帝国主义破坏的废墟上整修、重建圆明园这一优秀的历史园林。”

　　1980年12月28日，《人民日报》编发署名段运怀的读者来信，信中对“整修圆明园”“一千个反对，一万个不赞成”，最核心的理由是：“我国近十亿人口，现在还很穷，问题成山，需要大量经费解决”。而整修圆明园，“不知要花多少人民币”。

　　这在当时是很有代表性的一派观点。有人甚至把整修圆明园和慈禧挪用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相类比。

　　圆明园管理处和筹建中的“中国圆明园学会”则以读者来信形式，在《人民日报》上作出回应，“是逐步整修，不是马上复原”，“整修圆明园是可能的”。

　　同时刊发的还有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驻京办赵石民的读者来信，他列举了整修圆明园的种种好处，第一条就把整修圆明园列为了一种象征——“振兴民族精神”。

　　映射着中华民族百年屈辱史的圆明园，也同时承载起了百年强国梦，“圆明园被帝国主义破坏了，我们要把它修复起来，而且恢复得要比过去更好！”

　　赵石民在信中写道：“我月工资40多元，如果（整修）募捐开始，我愿先捐50元，并负责筹集几百元。”这句话得到了众多响应。此后的4年中，圆明园管理处收到来自全国的个人和团体捐款共计7807元。

　　1981年12月17日的《北京晚报》上，发表了曾任新闻出版署署长、浙江省省长周建人的文章《应该有所选择》，文章说：“我们的经济建设任务还十分繁重，修缮古迹文物应该有所选择，要有利于教育人民，团结人民……圆明园目前不宜重造”。

　　文章见报，马上引出了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王道成的反击文章《也谈选择》，文中连珠炮式地发问：“圆明园有没有价值？是不是必要的风景区？保护、整修和利用圆明园遗址，是否有利于教育人民、团结人民？”

　　周建人没有回应，但争论在更大范围继续着。

　　恰逢此时，香港导演李翰祥拍摄的电影《火烧圆明园》在大陆上映，引发轰动，也让更多的人对圆明园的悲剧历史有了直观的认识，从而对持续的争论推波助澜，连对这部电影的争论也被裹挟进来。

　　在这样的争论声中，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旅游作为圆明园“出路”的想法轮廓初具。

　　遗址公园

　　争论中，支持复建圆明园的一派已经开始论证修复圆明园的可行性和实施步骤。

　　在1983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整修派”甚至开始估算整修所需经费和工期：整修经费为1.6亿元，工程如不间断，则工期预计10年。

　　这个估算是否科学，并没有得到验证。不过，研究和论证的过程却把那个只存在于想象中的圆明园越来越清晰地勾勒出来。

　　有清一朝，自康熙以后数代帝王历经150年的营造，方才造就出一座万园之园。园中平地叠山理水，精制园林建筑，广植树木花卉，收纳中国风景名胜之俊美，又中西合璧，集当时古今中外造园艺术之大成，世界各地的奇珍异宝为之铺陈装点，道不尽的金碧辉煌、万千气象。一朝被毁，所有的瑰丽荣耀尽皆付之烟尘。残存于世的，除了废墟，就是绘画作品中的片段。

　　中国圆明园学会从成立之日起，就开始对圆明园资料的全面整理和收集。时任圆明园管理处党委副书记的张恩荫，则带着几个工作人员，跑遍了北京的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他们寻找的目标是满清皇家的御用建筑师——样式雷家族。

　　从康熙年间圆明园始建，直到同治年间试图重修，几代样式雷传人都是主设计师。在具体施工前，样式雷要先设计地盘样，也就是建筑草图，上面有亭台楼阁、庭院山石等建筑图例，也有桥梁、流水的布局走向。地盘样得到皇帝认可后，还要制作出烫样来。

　　所谓烫样，也就是缩微模型，在当时主要用纸板、秫秸、油蜡、木料等加工制作而成，因为有一道熨烫工序，故称烫样。而今，样式雷的烫样工艺已经失传，留存下来的圆明园“万方安和”等少量烫样，仍能让人惊叹其手艺精巧。

　　历经几年的查找，张恩荫等人终于找到了2000余张样式雷亲绘的草图和极少的几个烫样，几乎涉及了圆明园所有的建筑和山水。其中尤以同治年间为重修圆明园而作的为多。“不少建筑的草图上还标着小字‘现存’，可见圆明园被焚之后还曾有很多建筑幸免于难。”张恩荫说。

　　有样式雷的草图和烫样，再比照着不同时期留存下来的绘画作品、文字资料，万园之园的风貌渐渐清晰。

　　张恩荫说，清代建筑规制严格，从现存的一个梁柱的直径，几乎就能推测出整个建筑的构造。再加上建筑外形的描绘，山形水系的走向，可以说，复建圆明园在技术上是可行的。真正的问题是一个难有定论的价值判断：应该，还是不应该？

　　1983年，国务院批复《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第一次明确了要将圆明园建成遗址公园。

　　按照这一定位，1984年，福海开挖，并于次年恢复了景观。此后，绮春园水域、西洋楼遗址、绮春园大宫门、二宫门得到整修，周围山形水系逐渐恢复，真正复原的只有西洋楼黄花阵、福海蓬岛瑶台等极少量的建筑，绝大多数遗址仍以废墟的状态保留着。

　　1988年1月，圆明园被划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年，圆明园遗址公园初具规模，正式向社会售票开放。

　　不过，即便是这样的整修也不断招致争议。今人的建造和整修技术已非当年建造圆明园的工匠们能比，但工程真的开展起来，今人不得不慨叹当年工匠们的建筑手法、艺术造诣超乎想象。现代人理念中“原址原貌”复原的建筑还是多少背离了原貌。

　　比如复建出的黄花阵景区。

　　黄花阵是一处欧式迷宫，中间有一座圆亭，在乾隆朝《西洋楼铜版画》中标名“花园”。

　　1989年，圆明园复建出了黄花阵全部阵墙和欧式圆亭。亭子全部用石材雕拼而成，不施寸木砖瓦，看上去和《西洋楼铜版画》中的景致并无二致。

　　但是2008年，圆明园学会从美国杜克大学获得了一批拍摄于圆明园被焚后不久的照片，其中之一即是黄花阵。它在大火中幸免于难。而令中国的专家学者心绪复杂的是，这张照片中的黄花阵和复原的黄花阵判若两处。

　　从照片中可以清晰看出，黄花阵中的西洋亭是一座汉白玉底座、木结构廊柱、琉璃顶的圆亭，虽然借鉴了西洋建筑特色，但更有中国建筑的神韵。而复建出的“西洋亭”，不但用错了材料，看上去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欧式亭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