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园的几次重修动议:同治将谏阻大臣尽数革职(5)

　　“废墟派”与“整修派”

　　上世纪90年代，圆明园内的商业设施一度大为发展，福海中跑着摩托艇，西洋楼前抬花轿，大片遗址中办起了动物园、射击场……形形色色的时代产物云集圆明园，触怒了很多人的神经。群议蜂起。

　　1995年10月27日，社科院外文研究所研究员叶廷芳在《人民日报》上撰文《美是不可重复的——圆明园遗址前的叹息》，直斥圆明园“修复”工程“目光短浅”“急功近利”。

　　“他们连听一听社会声音的耐心都没有就贸然开始了圆明园的‘修复’工程，果然，仅仅几年工夫，圆明园内帆船点点，绿树丛丛，歌声笑语，鼓乐喧天，甚至在‘西洋楼’前抬起了‘花轿’，把象征国耻的重要文物变成了生财不息的摇钱树！”

　　“动不动就在文物的废墟上大兴土木，搞了为数不少的不伦不类的假古董，既掩盖、破坏了许多废墟本身的美，又阻止人们借废墟发思古之幽情，性怀古之审美想象。这种行为，名为弘扬，实则摧残。”

　　随后，叶廷芳又在《光明日报》撰文《废墟也是一种美》，从美学层面对自己的观点进行理论阐述，“废墟派”的命名应运而生，核心主张即圆明园遗址应该保留废墟原状。

　　与上一个十年争论中的“反对派”一样，“废墟派”反对整修，但理由不再局限于财力，而上升到文化学以及美学层面。

　　与“废墟派”对立的则是“整修派”。

　　其实即使是在“整修派”内部，想要全部重建圆明园的也只占极少数，而大多数人还是主张部分整修，已经成为圆明园名片的著名的西洋楼等遗址废墟则应该保存。事实上，在“整修派”内部，关于到底该修复多少的争论也一直在进行着。但这并不影响他们面对“废墟派”时的相同观点，那就是至少要复原圆明园中的山形水系和植物配置。

　　最激烈的争论在“废墟派”代表之一从维熙与“整修派”代表王道成之间展开，修与不修圆明园被上升到是“雪洗国耻”还是“难割辫子，精神残缺”的高度。同一个国外废墟遗址，既可以是正方论据也可以是反方论据，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发表文章的题目直点对方之名，你来我往几个回合，连文章题目都成了《对×××先生答复的答复》这样的绕口令。

　　“整修派”和“废墟派”的争论从上世纪90年代一直延续至今，矛盾激烈时势如水火。两派的代表人物，分别是汪之力和叶廷芳，一个是70多岁的学者，一个是年近百岁的元老，双方互不相让。

　　其间，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编制的《圆明园遗址公园规划方案》于2000年经市政府办公会议通过，国家文物局也回函同意。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个规划也是各方观点争论出的结果——既适度整修，又不盲目行事。《规划》重申了圆明园遗址公园的保护原则，批判商业游乐化倾向，决定恢复全园的山形水系及植物配置，保持大部分遗址被毁面貌，必要的建筑物恢复限定在1/10以内。

　　心结难解

　　2007年，港澳知名人士何鸿燊以6910万港币的天价购得圆明园马首铜雕，刷新清代雕刻文物拍卖价格的纪录。

　　不久，何鸿燊把马首和此前以600多万港币买回的铜猪首一同捐给保利博物馆。而保利博物馆中已经收藏的猴首、牛首和虎首则是在2000年从香港拍回，总计花了近3000万港币。

　　在圆明园数以百万计的流失文物中，12只生肖兽首的艺术价值并不突出。但它们一旦被贴上“圆明园流失文物”、“回归”、“爱国”的标签，原本默默无闻的装饰物，迅速升级为国宝。

　　国家文物局专家组组长罗哲文这样评价12兽首拍卖：“它们的价值不是经济和艺术价值，而是政治价值，因为这是侵略者的罪证。将当年以强盗行径劫掠的中国文物用天价拍卖，无异于敲诈，既可鄙，也可耻！”

　　但这并不妨碍国外的文物商一次次成功地利用圆明园，绑架国人的爱国热情，撩拨起民族情绪，从而攫取巨大的商业利益。

　　2009年，圆明园兽首拍卖再次上演，鼠首和兔首的落槌价超过2亿元人民币。只是这一次，最后竞得的中国买家其实是故意搅局，竞拍成功却拒绝付款，兽首拍卖以闹剧收场。

　　一石激起千层浪，反对者认为其“毫无信誉，有辱国格”，也有支持者大赞这是“爱国义举”。

　　有关圆明园的争论似乎总是达不成一致。

　　150年前的那把熊熊大火，焚毁了“任何笔触都描述不出其华美瑰丽”的“万园之园”，却把“圆明园”的创伤定格成一个恒久的象征，它静静看着时光流转，看着脚下这片国土所发生的变化。矗立在京西北的断壁残垣，已烙印进了中国人的精神血脉。

　　倏忽间已是一个半世纪，沧海桑田，换了人间。这个心结，却始终难解。

    本报记者 董少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