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不应该作为文物建筑整体保留？应不应该进行建筑设计国际招标？是不是危险建筑？如何取得新旧建筑的协调？中国国家博物馆改扩建工程因其显赫的位置而招来争论

　　3月17日，中国国家博物馆改扩建工程宣布动工，马未都的愿望被轰鸣在现场的拆除机械搅碎。

　　此前，这位中国内地首家私立博物馆的创办人多次与媒体联系，呼吁将这处与人民大会堂分据天安门广场两侧的公立博物馆作为文物整体保留。

　　较少对公共事务发表评论的这位知名收藏家，在去年年底到国家博物馆的一次参观后变得不再平静。当时他陪同几位友人来看展览，偶遇在这里工作的几位朋友，得知博物馆即将改扩建，“只留下三个立面，里面整个要拆除重建”，他心急如焚，便四处约人探望这处建筑，为它辩护。

　　“这是为迎接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建设的‘十大建筑’之一，是那个时代仅次于人民大会堂的代表性工程，理应作为文物来保护。”马未都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强调，“像这样的历史性建筑，只留下一张皮行吗？”

　　《瞭望》新闻周刊就工程建设事宜向国家博物馆提出采访请求，有关负责人表示以该馆公开发布的信息为准。

　　国家博物馆就改扩建工程向记者提供的新闻稿披露：“经过专家的反复研究论证，决定在不改变老馆主体外观的同时，通过改扩建对老馆存在的功能局限性进行改造，力求使新老建筑和谐统一、浑然一体。老馆的西、南、北三面整体保留，进行加固改造和维修。新馆部分镶嵌在老馆中间并向东扩建。建筑风格与老馆保持一致，建筑体量比现在老馆略高，其高度形成丰富的层次，显得更加宏伟壮观。”

　　马未都对这一说法持保留意见。在他看来，“十大建筑”至今尚无一项被列为任何一级文物保护单位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47年前，国家博物馆的前身——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在国庆十周年庆典之前告竣，同期竣工的“十大建筑”还包括人民大会堂、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全国农业展览馆、民族文化宫、民族饭店、北京工人体育场、北京火车站、钓鱼台迎宾馆、华侨大厦。

　　总建筑面积64万平方米的“十大建筑”，是见证新中国初期发展的国家标志性工程，从开工到竣工仅用了十个月，被誉为中国建筑史上的创举。

　　1996年，世界权威的《弗莱彻建筑史》在其出版100周年之际隆重推出第二十版，将“十大建筑”中的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和历史博物馆、民族文化宫、北京工人体育场收入其中。

　　那时，“十大建筑”已失去了一个——1988年，华侨大厦被爆破拆除，连一面墙也没有留下。

　　德国建筑师拔得头筹

　　喜庆的乐曲奏响在国家博物馆改扩建工程动工仪式的现场，德国gmp公司设计总监施蒂芬瑞沃勒在人群中将手中的相机转过来对准自己，自拍了一张留影。

　　在他的身后，国家博物馆12根巨大的廊柱内侧，拆除工人列成方阵，领队者神情自豪地将写有拆除公司名称的牌子托在胸前。

　　天安门广场举世闻名，能够参与这里的工程，被每一家企业视为荣耀之事。

　　gmp公司在2004年国家博物馆改扩建工程的建筑设计方案招标中获得首选，其方案将新扩建的展厅架空在国家博物馆的庭院之上，意在塑造世界上最大的展厅。

　　11家设计单位或联合体参加了方案投标，其中不乏世界顶级建筑设计事务所，包括主笔大英博物馆改建工程并赢得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设计竞赛的英国福斯特事务所、主笔2008年奥运会“鸟巢”体育场的瑞士赫尔佐格与德梅隆事务所、主笔中国中央电视台新址大楼的荷兰大都会事务所。

　　由库哈斯领衔的大都会事务所素以制造轰动效应著称，这次却出人意料地提出了一个与扩建思路相反的方案——对博物馆东侧预留的扩建用地未占一厘，把它留给了城市，对博物馆新增的功能则通过内部密集化的手法安排，尽可能减少对老建筑的拆除。

　　这个看似“保守”的方案未能胜出，gmp公司拔得头筹。“也许是巨大的尺度和空间震撼了评委和业主，这样一个方案被确定为实施方案。”参与招标的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的设计组事后在一篇文章中评论。

　　“我们知道这项工程对于中国和中国人民的重要性，我们组织了一支最好的团队，将以优质的工作来完成这个项目。”施蒂芬瑞沃勒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

　　已在北京设立代表处的这家公司的高管称，经过近三年不间断的讨论，中标方案已作出许多修改，“事实上我们保存了大部分老的建筑，只是把内部做得更新、更现代化。我们考虑得最多的是如何将新的部分整合到老的部分之中，使之成为一个开放的、友好的公共建筑。”

　　国家博物馆提供的新闻稿称，老馆由于受当时经济、技术、施工条件所限，建筑本身存在不少缺憾，越来越难以满足现代化博物馆的要求，难以满足广大观众的需求；新馆占地面积7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9.2万平方米(地下2层，地上4层)，高40.3米，绿化面积6508平方米，设有835个停车位，预计2009年底基本建成，2010年上半年投入使用。

　　改扩建工程完成之后，国家博物馆主要由文物保管区、展陈区、社教区、学术研究区、公共活动区、休闲服务区、行政业务办公区等部分组成，“在对观众服务、文物藏品的保存、保护手段、展览陈设的规模和方式、建筑设施和技术装备水平、人员配置和学术研究等方面达到一个新的水平，跃上一个新的台阶”。

　　周恩来与设计者碰杯

　　在2月1日国家博物馆因改扩建工程而暂告闭馆之前，马未都带着本刊记者走访了这处建筑。

　　他指了指博物馆楼梯转角处停放着的一辆国产跑车，反问道：“这都被当成了文物，难道这个房子就不是文物吗？”

　　旁立在车辆一侧的说明牌注明了生产厂家，颇似一个广告，上书“中国第一跑”、“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永久珍藏”字样。

　　“你看，这门厅里的柱子、内饰、地板上的石材，用的是多好的材料、多好的工艺啊，当年是集中了全国最好的工匠、选用了全国最好的建筑材料来盖‘十大建筑’啊。”

　　马未都躬身掀起三层展室地板的一角，“这是牛皮做的，踩上去没有声音，特别安静。那个时候的人建这个房子是花了心血的。”

　　2003年中国国家博物馆正式挂牌之前，馆舍被分为南北两个部分，北半部为中国革命博物馆，南半部为中国历史博物馆。

　　博物馆建筑的用料，琉璃砖来自广东，花岗石来自山东，大理石来自东北与湖北，铜门钢窗来自上海。

　　在清华大学建筑系任教、当时年仅34岁的王炜钰带着两位比她还年轻的教师和十几名毕业班的学生，参加了1958年的中国革命和历史博物馆的全国性设计竞赛。

　　“经过多少个日日夜夜的‘奋战’，多少轮方案的评比，最后我们的方案中选并得到实施。”王炜钰在2004年出版的个人选集中写道。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在60周年院庆之际编辑出版《匠人营国》一书，刊出建筑系(该院前身)1958年绘制的中国革命和历史博物馆透视图，注明：“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批示‘最后决定用此图样’。”

　　已是83岁高龄的王炜钰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沉浸在对当年设计工作的回忆之中。在1959年国庆工程完成的庆功宴上，周恩来总理向赴宴的专家和干部一一敬酒，并跟她碰了杯。

　　“作为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当时我能够参与革命和历史博物馆的设计感到特别的荣幸，也深受教育。”王炜钰说，“我真正感受到了‘群众路线’、‘集思广益’、‘解放思想’的力量。”

　　她介绍道，最初的设计灵感来自一位学生，“这位同学说，革命和历史博物馆应该表现革命胜利这个主题，法国巴黎的凯旋门就代表着胜利，我们为什么不能用‘门’的形式呢？于是‘门’的概念就提出来了，这是一个大启发。顺着这个思路，我们又发展到里面是否可以是空的，就这样完成了设计方案。”

　　以庭院式布局的中国革命和历史博物馆以6.5万平方米的总面积获得了与它对面的总面积17万平方米的人民大会堂的体量平衡。

　　对目前正在进行的国家博物馆改扩建工程，王炜钰说她没有看到具体设计方案，也不便作出评价。

　　她认为：“保护博物馆的立面是重要的，里边不是不能变。但人们从外面走到里面，在行动的空间里已有了情感的记忆。里面拆多少要看具体的，有的建筑师可能全拆，仅留下立面；有的是将旧的保留，更巧妙地将新的和旧的结合在一起，这也是本事之一。能保留旧的，又能满足新的使用要求，局部是现代的，又不和旧的发生矛盾，这就更高一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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