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三平的电影观

　　向新中国成立60周年献礼的影片《建国大业》，前天下午起在全国各地隆重上映。

　　韩三平，中国电影集团公司董事长，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理事长，《无极》、《赤壁》、《梅兰芳》、《长江七号》、《疯狂的石头》、《投名状》、《南京！南京！》、《疯狂的赛车》等影片的出品人，“CCTV2008经济年度人物”，国际电影制片人协会第一副主席……在这众多头衔之后，如今又增添了一个耀眼的称号———《建国大业》总导演。

　　在接受《解放周末》独家专访时，韩三平从《建国大业》谈到中国电影产业，动情时双手挥动，凝思时双目深邃，激情与情怀，洋溢其间。

　　北京怀柔，国家中影数字制作基地。

　　走进这个完全建成后拥有20万平方米各类电影设施的基地，但见一幢幢深色四方建筑整齐排列，窥不出什么端倪。工作人员向我们介绍说，这些建筑的内部拥有电影制作全部流程所需的设备，堪称世界一流水平。好莱坞最大的摄影棚是3700平方米，而在这个基地里藏着的超大摄影棚却有5000平方米，里面足可以搭建一架波音飞机和三四列火车。

　　在《建国大业》紧张的后期制作间隙，我们见到了韩三平。

　　如果要我给《建国大业》定位，我说它是一部中国的“英雄史诗片”

　　解放周末：作为献礼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最重头的电影，《建国大业》未映先热，开拍至今一直备受瞩目。这是您18年后重执导筒，当时为何会接拍此片？

　　韩三平：当初张和平(北京市政协原副主席)给我打来电话，希望由我来执导，他说了很多理由，但最终打动我的是他说了一句“新中国成立60周年了，应该实实在在到一线来奉献一点力量、留一份纪念”，最后电影局领导和总局赵实副局长决定让我担任总导演，尽全力拍好这部影片。

　　解放周末：有人说《建国大业》是主旋律电影，有人说是励志片，也有人说是英雄片，您对它的定位是什么？

　　韩三平：在刚接到这个任务时，我并没有太多考虑这部片子的总体风格和定位，在修改剧本、物色演员和拍摄的过程中，我才形成了一个比较成熟的想法。现在如果要我给《建国大业》定位的话，我说它是一部中国的“英雄史诗片”。

　　解放周末：为什么这么说？

　　韩三平：我们选取了一个很特殊的时间段，就是1945年到1949年这五年。这五年可以用翻天覆地、波澜壮阔来形容。

　　当时世界历史的大背景是，二战刚刚结束，人类的一场人为造成的浩劫刚刚结束，全人类都在思考未来，怎样避免同样的灾难再次发生？怎样避免法西斯分子这样的人物再次出现？而这个时候的中国，在近百年来的历史上，第一次战胜了外敌入侵，国共合作，友国协助，战胜了日本法西斯。接下去，中国该怎么办？

　　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代表着两个不同的阶级、两种不同的政治派别，两种截然不同的利益，这两大政党各有一位非常著名的代表人物，就是毛泽东和蒋介石。

　　解放周末：一位英雄与一个枭雄的较量。

　　韩三平：是智慧、理想、人格、世界观、情怀的全方位较量。

　　解放周末：历史要作出选择，中国要作出选择，人民要作出选择。

　　韩三平：极其深刻的选择。最终，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战胜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建立了新的国家。这个新国家的建立，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这不是简单的改朝换代，而是制度发生了根本变化，而且，变化不仅发生在政治制度上，还有经济、文化、军事、教育，乃至社会的观念上。

　　因为这是一个风云时代，所以它必然发生一系列震惊中外的风云事件，这些风云事件背后必然会有许多毛泽东所说的“风流人物”。应该说，那个时代带有浓厚的英雄史诗意味，4.5亿中国人的命运都与这些事件、人物紧密关联，这种影响远远超过一个歌星、影星、文人，是在一切领域产生深刻的影响。

　　解放周末：18年前，您导演了《毛泽东的故事》，18年后，您再次选择了这位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伟人。

　　韩三平：1999年，美国《时代》集团组织了100位西方各领域的专家，评选20世纪影响世界的100个人物，中国有两位，一位是孔子，另一位就是毛泽东。同时，他们又评选了影响世界的100个事件，其中有毛泽东领导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人物和事件中同时当选的，只有毛泽东。这就证明，毛泽东不光是中国人民的英雄，对人类社会而言，他也是一位英雄。很多国外的大导演都想拍毛泽东，斯皮尔伯格和奥立弗·斯通都亲口跟我说过，他们想拍毛泽东这个人物。陈凯歌、姜文都曾经跟我说过，他们最想演的人物就是毛泽东。毛泽东是我们民族的财富，是文化的财富，从一定意义上讲，他对人类历史、对中华民族的影响还会长期地延续下去。所以我个人或者说我们这一代人，是很崇拜这位英雄的。

　　解放周末：您从小就有英雄情结？

　　韩三平：我小时候喜欢看电影《地道战》、《铁道游击队》，喜欢李向阳、刘洪。男孩子都有这种情结吧，我更强烈一些，对银幕英雄形象更加崇拜。我觉得我们这种英雄崇拜和现在的那种追星是有本质区别的。

　　解放周末：所以您要用一部英雄史诗片去激励年轻人培养一种英雄情怀，而不是浅薄地热衷于追星。

　　韩三平：对！因为《建国大业》是一部英雄史诗片，所以我们希望它对现在的观众，尤其是青年人，能有强烈的励志作用。不是要青年人向这些历史事件和人物直接学什么东西，而是希望他们首先了解这段历史和这些人物，因为这是我们民族的精神财富。

　　解放周末：这样的英雄史诗片，是新中国成立60年来的第一部吗？

　　韩三平：如此直截了当地从政治、军事、二者的基础经济三个方面恢弘地来表现1945年到1949年中国历史状况的，至少是很重要的一部。

　　在中国电影界，我是典型的从“士兵”到“将军”

　　解放周末：您小时候看《铁道游击队》，有没有想到过将来要成为一个拍大片的电影人？

　　韩三平：根本没想到过。我们这代人正常读书的年纪都被耽误了，我1971年当了兵，空军地勤技术兵，1975年复员。复员以后，有一次我偷偷跑去开车，结果车翻了，撞断了手，休息了3个月，把分配给错过了，那次把我分在茶叶厂。后来又分配一次，就分到峨眉电影制片厂去了。要不是那次阴差阳错，我现在也许就是茶叶厂厂长了。

　　解放周末：到制片厂以后，是怎么拍上电影的？

　　韩三平：那个时候导演、编剧都必须是专业人才，我才念了几年书啊，我是去当照明工的，就是一个“灯爷”。那时候照明工还要在灯架板上给演员打灯，顶棚上热得不得了。

　　解放周末：做导演是后来的事情？

　　韩三平：后来就朝这个方向努力了，先考上四川大学中文系，毕业以后听说电影学院有导演系进修班，大伙儿都削尖了脑袋往里钻，我也钻进去了，所以后来就做了导演。

　　解放周末：您执导的第一部电影是什么？

　　韩三平：第一部是1986年拍的，叫《不沉的地平线》。那个时候等级是非常严格的，从场记、助理导演、副导演、联合导演，再到导演，第一部还是联合导演。第二部是《避难》，讲的是在一个教堂里，几个避难的中国女性和日本侵略者之间的那种较量和斗争。

　　解放周末：第三部就是《毛泽东的故事》吧？

　　韩三平：是的，为那部电影我倾注了很多心血。

　　解放周末：那里面的毛泽东和《建国大业》里的毛泽东一样吗？

　　韩三平：完全不同。那个时候毛泽东被封为神，像一个超现实的英雄，《毛泽东的故事》主要的任务是把他还原成一个人。这部电影里，扮演毛泽东的古月获得了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演员奖。但这部电影与《建国大业》不是一个等量级的，高度与深度没法比。

　　解放周末：作为一位导演，那个时候您就开始显露才华了，但后来为什么没再拍下去？

　　韩三平：在峨嵋电影制片厂我先后做过文学编辑、场记、副导演、联合导演、导演，之后国家进行改革，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需要大量的新型管理人才，上级组织就从懂电影制作、制片和导演的这些比较年轻的人中间抽调了一批做行政管理工作，我被抽调出来担任了峨眉电影制片厂的副厂长。1994年我到北京，当了北影厂副厂长、厂长，后来就是中影的副总经理、总经理、副董事长，到现在的董事长。在中国电影界，我算是典型的从“士兵”到“将军”，一路摸爬滚打过来的，哈哈。

　　如果没有1997年《甲方乙方》的出现，我恐怕就做不成电影了

　　解放周末：刚到北影厂上任的状况还记得吗？

　　韩三平：那是中国电影最不好的时候。投100万下去，不是亏10万、20万，而是80万、90万。那个时候经济体制已经从计划经济逐步转向市场经济，但是文化产业领域基本上还是计划经济模式，完全不适应大环境了。我们是真的在摸着石头过河，没有任何经验。当时北影厂和其他电影厂一样，连发工资、报销医药费都难，非常艰难。

　　解放周末：难到什么程度？

　　韩三平：难到根本就没钱能拿来拍电影，连维持正常的工资、医疗、福利，甚至冬天的供暖都非常吃力。我印象中有一次，刚发完工资，总会计师就来跟我说，厂长，账上还有16万。16万是什么概念？就是全厂职工报销一次医药费都不够。

　　解放周末：也是在那个时候好莱坞电影进来了，又是一种冲击吧？

　　韩三平：非常巨大的冲击。原来我们看到的进口片都是他们五年、八年以前生产的，而那时候当年的片子就直接进来了。我还记得第一部进口的动作大片是《真实的谎言》，一来就票房过亿，那时候我们自己的本土电影要做到一千万元票房都很难，这一来真的把中国电影冲得一塌糊涂，而且本土创作又正好遇到了一个瓶颈期。中国电影怎么办，中国电影向何处去？现在说起来蛮轻松的，其实那个时候心情很沉重。七八年前，我去韩国，晚上10点，电影院还是人声鼎沸，当时我觉得特别悲凉，因为中国电影没人看，经营惨淡。直到1997年，我的一个朋友冯小刚来找我，说他想拍电影。

　　解放周末：冯小刚当时应该是电视剧导演吧？

　　韩三平：是的，他们刚拍了《编辑部的故事》、《北京人在纽约》。后来我们左思右想，要怎么让观众愿意掏钱进电影院？得先让人乐起来才行。最后我们决定在过年的时候拍个喜剧片给大家看，就做了《甲方乙方》，这是中国第一部贺岁片，总票房3600万元，这在当时的中国电影市场上绝对是个奇迹。说实话，如果没有当年《甲方乙方》的出现，我恐怕就做不成电影了。

　　解放周末：听说您还带着导演们四处找人给电影投资。

　　韩三平：当时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没有投资，有一次一批银行家在四川乐山开会，我就带着十几个导演去跟他们谈，后来一次带了四十几个导演去“化缘”，陈凯歌、冯小刚、李少红、田壮壮都去了，反复游说，让人家相信中国电影是有前途的，是能够为资本带来回报的。有一次怕谈好的投资跑掉，结果半夜三点爬起来跟人家签约。我们都是为了中国电影。

　　解放周末：中国电影能走到今天真不容易。

　　韩三平：这是非常痛苦的蜕变。我把新时期的中国电影分为3个十年：1976年到1986年，那是蓬勃发展的时期，第五代导演应运而生，不仅在世界舞台上几乎拿遍了所有奖项，老百姓也喜闻乐见；1986年到1996年，是一个痛苦的转型期，一方面因为各种娱乐形态兴起，全民卡拉OK，全民捏脚，全民看《渴望》，另一方面，电影自身进入了一个高峰之后的茫然状态；1996年到2006年，是复苏阶段，“国产大片”就是在这个阶段出现的，我个人觉得很好。

　　解放周末：电影开始归位了。

　　韩三平：一个产业特别兴盛和特别衰退自然有它的理由，但是随着历史的进程，它一定会被归于它应该在的一个位置。虽然我接手北影的时候，现实不容乐观，但我还是乐观的，我觉得电影作为一个百年的工业，一定会找到它应有的位置，绝不是被淘汰。我很相信毛主席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里的一句话：“往往有这种情形，有利的情况和主动的恢复，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俗话说：猪往前拱，鸡往后扒，为了生存、为了发展，必须咬牙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