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上回春操

　　任仲夷从北戴河回北京参加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会议期间他学会并爱上了回春医疗保健操。

　　我们住在朝阳门雅宝路的空军招待所。一天清晨，他要我陪同他到离住地最近的一个公园———日坛公园散散步。进了日坛公园，只见到处是人群在做操。每群约一二百人，基本上是中老年人，各自竖立起一面大旗，各有一个喊口号的领头人。群与群之间口号声此起彼落，场面蔚为壮观。

　　任老饶有兴趣地驻足观看良久，观察到各群人做的其实都是同一种操。他招呼我参加到最近的一群中去，跟着他们一起做。领操喊口号的是一位精瘦老头儿，声音洪亮，精神矍铄，动作利索，喊口号间隙还不断插入解说动作要领和治疗什么病。任老认真地跟着练，做了五十多节动作，直到全套操做完为止。

　　任老与那老头儿攀谈起来，问是什么操。老头儿介绍，这叫《回春医疗保健操》，是国家体委推广的一种群众性体育健身方法，通过自我按摩拍打全身各部穴位、活动四肢和躯干，调整全身器官，疏通脉络经络，可防治多种疾病和慢性病，没有副作用。老头儿说自己原有高血压、心脏病、肠胃病等多种疾病，不得不从单位提前退休。自从做了这套操，坚持数年，居然有些病好了，有些病大为减轻。他周围一些操友也纷纷插话，称这套操如何管用。一位胖大嫂把自己的肚子拍得嘭嘭直响，自豪地说：“您瞧瞧：我做了这操，肚子下去了一大块儿，少了十好几斤呢，肥胖病全没了！”旁边的人都笑了。

　　任老听得很认真，从衣袋里掏出小笔记本不时做笔记。这是他多年来养成的好习惯，我知道一旦他做笔记，就表明他对这件事十分重视。果然，他向老头儿要资料，老头儿答应明早给他一本小册子。

　　第二天凌晨五点半，天还没亮，我们就从住地出发去公园做操，路程大约走二十来分钟。路上，任老开玩笑地说：“依我说，早上去公园的都是怕死的，晚上去公园的都是不怕死的。”我问这话怎么理解，他说：“早上去公园的，多数是去锻炼身体的老年人，他们就是为了多活几年嘛。晚上去公园的，多数是去谈恋爱的年轻人，哪儿黑就往哪儿钻，他们都不怕死。”我被他的妙语逗乐了。

　　此后每天凌晨，我都陪同任老到公园去做操，一来一回，两人无拘无束神侃，上议国家大事，下说身边小事，让我从他那里学到了许多宝贵的东西，至今回想起还留恋那段与他情同父子的时光。记得有一天从公园回住地，当看到路上挤满了上班的自行车大军时，他有感而发：“我们国家的体育事业哪，我看有三种状况：一种有普及有提高，比如乒乓球；一种没普及有提高，比如跳水；还有一种有普及没提高，比如自行车，它何时才能提高呢？”他是感叹我国自行车竞技水平太低，与我们这个号称"自行车王国"的地位太不相称。

　　任老学练保健操极为认真，每个动作、每个穴位务必弄清楚，力求准确到位。在公园练操开始后，他总是一丝不苟地做，不像某些人一边做操一边聊天。我通常站在他身后，对他每个动作都看得很清楚。客观地说，他在一二百名练操者中，动作算是比较规范标准的，比大多数年龄小于他的人都好。比如做“后踢腿”动作，要求脚后跟要向后踢到臀部，有些人随意把腿往后一伸就算了，但任老每次脚后跟总要踢到臀部为止，这不但表明他原有的体育运动基础不错，身体协调性较好，而且显示他态度认真严谨，认真严谨是他一向做事的风格。

　　说来凑巧，那几年每次开中央全会，任仲夷都住在空军招待所，因此他每年总有春秋两段时间到日坛公园去“回炉进修”回春医疗保健操，而且都要到那老头儿一摊去练。那老头儿和操友们对他也十分热情，虽然他们并不知道这就是闻名全国的改革先驱任仲夷，但知道他是个练操认真、为人随和的老领导，一见我们到了就说：“瞧，这‘老带小’又回来了！”

　　任仲夷从1985年爱上回春医疗保健操后，一练就是十多年，不论在家还是出差，不论晴天还是阴雨，他每天都要坚持练，室外不方便就室内练，早上缺练就晚上补。他还热心地向不少老同志，例如向原广东省纪委书记李坚贞大姐、原省政协副主席杨应彬、原副省长李建安等推荐过这套操。1986年夏天的一天，任老吩咐我，将这套操的资料送到住在珠岛宾馆的邓颖超大姐那里去，他已向邓大姐推荐这套操了，如果邓大姐问起具体情况，让我如实向她汇报。我接到这任务太兴奋了，一路上设想我该如何向敬爱的邓大姐她老人家汇报。可惜的是，当我到珠岛宾馆三号楼时，邓大姐的秘书赵玮告诉我，大姐正在午休，把保健操资料交给她就行了。

　　后来，我也学着任老的样子向我周围的老人推荐这套操，首先是我的父母亲和岳父母，他们听了任老学操的故事后，都很高兴地参加到练操的行列来。我本人现在还一直练着这套操，至今已坚持24年了。我总觉得练它就是传承任老留给我的体育精神。每当我开始做操，就感到任老回到我身旁，我又跟他一起做操了。每当我在公园看到人们在做这套操，仿佛自己又回到当年跟任老在日坛公园做操那个情景中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