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悠悠，沈从文和夫人张兆和已经离开我们了，我们再怎么说他们，他们也不可以从地下爬出来与我们争执，正因为这样我们对于逝者理应多一份尊重。傅汉思和夫人张充和都还健在，在论说他们的为人及品格时应该格外留意。”

　　沈从文果曾“恋上自己的姨妹”？

　　——评《虹影星光或可证——沈从文四十年代的爱欲内涵发微》的几个“事实”

　　2009年《十月》第二期刊登了裴春芳辑校的《沈从文小说拾遗》，郑重指出《沈从文全集》第十卷里的《摘星录》，原是在香港《大风》半月刊第73至76期(1940年8月20日、9月5日、9月25日、10月5日)连载的《梦与现实》(署

　　名李綦周)。此篇后以《新摘星录》之名，重刊于昆明《当代评论》第3卷第2至6期(1942年11月22日、29日、12月6日、13日、20日)；复以《摘星录》之名，重刊于桂林《新文学》第1卷第2期(1944年1月1日)。这三个版本可简称为香港本、昆明本和桂林本。《沈从文全集》第十卷里的《摘星录》采用的是桂林本，与香港本的文字不尽相同。而沈从文1941年6月20日、7月5日及7月20日分三次连载于香港《大风》半月刊第92至94期上的《摘星录》(署名李綦周)，则为《沈从文全集》所漏收，成了佚失。

　　这个重大的发现是近年来沈从文研究最可喜的收获，裴春芳挖掘史料的可贵精神着实令人钦敬。与《沈从文小说拾遗》一同发表的研究论文《虹影星光或可证——沈从文四十年代的爱欲内涵发微》(以下简称《证》)，写得很有才气，但笔者认为，作者采用“先设定一个‘猜想’，再去求证”的方法，拼凑虚构“重要信息”，任意发挥，对《摘星录》作了极不认真极不严肃的“探究”。

　　《证》文的主要观点是说：“小说的描写与叙述是完全实录的，故事有它原始状态下的真实”；《摘星录》“是沈从文爱欲体验的记录”，而这一个“偶然”应该是“经常在文人雅集诗酒风流之际抚琴吹笛的张充和”，为了阐释沈从文与张充和的“爱欲”，《证》文列举了许多“事实”，可这些“事实”都不能成立。

　　却比亲弟出生晚？

　　《证》文指出“香港本《摘星录》虽然文字精美雅致，但笔触实际上最为刻露，其中女主人公的生日亦是一个可以探究的重要信息”：

　　作品在叙述女主人公在半推半就中接受“客人”的疯狂爱欲之际，特意点出这位“女主人”的生日是7月12日。按，张充和生于1914年。据傅汉思《我和沈从文的初次相识》透露，张充和生日应该是5月20日。查1914年农历闰五月二十，正是阳历7月12日。这一小说中的细节，与张充和的生日如此若合符契，看来绝非偶然，应该是有意为之的。

　　因为《摘星录》“女主人”的生日是7月12日，而张充和的生日是1914年农历闰五月二十，正是“阳历7月12日”，则作品中的“女主人”便是现实生活中的张充和。而“客人”就是沈从文。

　　这个“发现”纯粹出自《论》文作者突发的奇想，全是瞎猜。关于张充和的生日，至少有以下材料可以作证：

　　1、张允和写的《王觉悟闹学》一文，这篇文章后注“1979年11月初稿，1995年10月二稿”，文中写道“1920年的春天，小四妹才七岁，回到了苏州。”这“小四妹”就是张充和，间接说明她生于1913年。

　　2、张家有二种《家谱》，一是由张充和的弟弟张定和编的《家谱简编》，二是由张元和与张充和最先编写，经过家人审订，并由“充和敬署”的《乙酉正月肥西张公荫毂后裔谱简料汇编》(上册)，现将《汇编》(上册)中有关张充和的文字抄录于下：

　　张充和，字季充，女，行四，1913年5月17日生，北京大学毕业，发表诗歌、散文、短篇小说多篇，曾在耶鲁大学教授书法和昆曲，致力于中国书法和昆曲在海外推广60年，著有《张充和小楷》，同傅汉思共同将唐代孙过度《书谱》和宋代姜□□《续书谱》合译成英文出版。

　　《乙酉正月肥西张公荫毂后裔谱简料汇编》(上册)，书前有张金龄2001年2月15日写的《序言》，据此可知《汇编》(上册)大概是2001年或2002年印制的。张金龄在《序言》中谈到《汇编》的编写过程时说：“先是元和、充和曾在台、美编世系简表”，张充和在编“世系简表”时，是不会把自己的生日搞错的，可以认定张充和生于1913年5月17日。

　　3、2006年8月香港《镜报》月刊刊登的莫利亚写的《璞玉浑金古色今香》，文中写道：张充和“1913年5月17日生于上海，属牛”。

　　4、张充和的大弟弟张宗和生于1914年5月18日。假如张充和的生日是1914年7月12日，那她比她的弟弟还晚50多天出生，这岂不成了天下奇闻。

　　以上四则材料都是在《证》文之前公开出版(印刷)的，并不难找，《证》文作者在“探究”时不依靠这些可靠的材料立论，令人匪夷所思。《证》文作者对傅汉思的《我和沈从文的初次相识》的解读也纯属是想当然。作为一个“洋人”，傅汉思写给双亲的信中会用中国的“农历”吗？再有傅汉思那封信只是部分引用，中间插有两个删节号，《证》文作者凭了傅汉思“1948.5.21”写给双亲信中的“昨晚充和过生日”一语，就认定张充和生日“应该是5月20日”，这就忽略了信中的删节号，“昨晚”未必一定就是发信的头一天，即便真的认为“应该是5月20日”，为保证“探究”的真实和可靠，也应该细细考辨这“5月20日”是否真的是“农历”，年份是否真的是“1914年”。即便张充和生日真的是“1914年农历闰五月二十”，则《证》文强调的“如此若合符契”、“绝非偶然”、“有意为之”的“疯狂爱欲”也值得怀疑，小说毕竟是小说，不是“实录”。“小说”与现实生活中的人和事硬碰硬地套上对应关系，这还是文艺作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