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昆明为“情变”？

　　《证》文作者把沈从文“恋上自己的姨妹”的“爱欲”追踪到“青岛”时期之后，又放言高论：

　　……沈从文对张充和爱欲的炽烈化大概发生在1939年5、6月间。按，张充和1938年12月到达昆明，稍后参与杨振声、朱自清、沈从文主持的教科书编辑事宜，1939年3月教科书编辑工作渐近尾声，其后张充和开始在呈贡乡下养病，1939年5月沈从文一家与张充和开始在呈贡杨家大院居住，1941年2月份之前，张充和离开昆明前往四川重庆，任职于教育部音教会下属的国立礼乐馆。张充和在昆明时期，常依托姐姐兆和居住，其独擅一时的昆曲演剧才能，已渐为昆明喜好拍曲之人所知，但流传不广，沈从文为之叹惋曰：“昆曲当行，应以张四小姐为首屈一指，惜知音者少，有英雄无用武之感。”至1940年夏，沈从文的恋情有变，张兆和此时拟携龙朱、虎雏二子离家赴昭通任中学教员一事，似亦与此有关。现存这一年的沈从文惟一一封信是《致张充和》，在信中沈说：“三姐到今天为止，还住在铁路饭店，说是月底可走，走到威宁，再坐三天轿子，方可到昭通。我因得送三姐上车，恐得在月初方能下乡”，此时张充和虽还住在呈贡杨家大院，可能因为忌讳和流言，沈从文的爱欲似有所冷却。而很可能经此变故之后，张充和即离开昆明，远赴重庆，事情遂告一段落。张充和后来在重庆开始另一阶段的人生传奇，沈从文则默默写下《摘星录》、《看虹录》、《绿魇》、《黑魇》等篇章，以文学的方式对这一段感情作出深挚的祭悼。

　　这一大段文字中的“沈从文对张充和爱欲的炽烈化大概发生在1939年5、6月间”、“至1940年夏，沈从文的恋情有变，张兆和此时拟携龙朱、虎雏二子离家赴昭通任中学教员一事，似亦与此有关”、“可能因为忌讳和流言，沈从文的爱欲似有所冷却。而很可能经此变故之后，张充和即离开昆明，远赴重庆，事情遂告一段落”，等等，都是极为轻率的猜测。

　　1939年5、6月间，沈从文住在呈贡杨家大院，除了沈从文一家及张充和，住在杨家大院的还有杨振声、卞之琳、孙福熙，以及“音教会”的同仁，经常来杨家大院会聚的还有一批曲友和票友。常言道“人多嘴杂”，假如真有什么“流言”的话，是包不住的。可迄今为止，除了这篇《证》文，并未见到有关沈从文与张充和的“流言”。至于张兆和应聘赴昭通任中学教员的事，那是生活所迫，是为了缓解家庭经济困难，绝不是《证》文所说的“恋情”。因交通受阻，张兆和的昭通之行未能成行，于1940年秋天到呈贡友仁难童学校教英文，沈从文也到该校上义务课；1941年秋，张兆和转到龙街的育侨中学教英文，沈从文也跟着去上义务课；1943年秋，张兆和到呈贡县中任教，沈从文也到这中学教义务课，“妇唱夫随”，反倒是有感情的见证。细读沈从文惟一一封《致张充和》的信也真的看不出有什么问题来。

　　至于张充和离开昆明去重庆，她自己在《合肥四姊妹》一书中说得很清楚，“是为教育部新建立的礼乐馆服务”，重庆政府给她的这份工作很对她的胃口，一再为她在重庆生活得相当舒适、并与章士钊和沈尹默成了忘年交而庆幸。

　　熟悉张充和经历的人都知道她在沈从文家长住过三次：

　　第一次——1933年9月至1934年考取北大之前。1933年9月来北平参加沈从文和张兆和的婚礼并留下作报考北大的准备，直到考上北大后才住到公寓，这其间一直住在沈家。

　　第二次——抗战后到昆明，先是同沈家住在蔡锷旧居北门街的一个院子，后又住到呈贡县龙街(乡镇)的杨家大院，直至1940年去重庆为止。

　　第三次——1947年2月至1948年年底，一同住在北平北大宿舍中老胡同。这是七、八间的长条房子，张充和与傳汉思住在最西头有单门的一间，直到1948年年底赴美为止。

　　沈家是张充和的“娘家”，张充和是从沈家“嫁”出去的。假如沈在青岛时对张充和“已经产生了暗恋之情”，昆明时期又有过“爱欲的炽烈化”，那张充和1947年2月至1948年年底这将近二年的时间里还能住到沈家吗？从相关文章看，沈家四姊妹关系相当好，张充和的丈夫傅汉思对沈从文尤为钦敬，沈逝世时他送的挽联是：

　　不折不从亦慈亦让星斗其文赤子其人

　　仅从这副挽联也能看出傅汉思、张充和夫妇对沈从文的感情，作为研究者真的不该有过多的猜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