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内三宝，潘有其二”

　　大克鼎，现藏于上海博物馆。该馆坐落在繁华的上海市中心，高楼林立的现代建筑丛林中，上海博物馆古朴庄重的中国古代青铜大鼎造型颇为惹眼。在这座号称“收藏了中国古代艺术品半壁江山”的博物馆中，大克鼎亦是当仁不让的镇馆之宝。

　　大盂鼎，原本也是上海博物馆藏品。1959年，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现国家博物馆)开馆，上博以大盂鼎等125件馆藏珍品支援。大盂鼎入藏国博至今，同样也是馆藏重器。

　　而这两只国宝级旷世文物，在百余年前居然能够同归潘氏一门所有，单这一点，已足令人惊叹。

　　苏州自古就是人才辈出之地，在这座“朱户千家室，丹楹百处楼”的古城里，潘氏家族仍算得上首屈一指的名门望族。有所谓“苏州一座城，潘氏占一半”之说。

　　潘氏有“富潘”和“贵潘”之分，富潘以经商致富，贵潘因科举及仕途显赫而闻名。在清代中晚期的百余年间，潘家共有35人金榜题名，其中有1名状元、2名探花，在官场中有4人是正从二品以上的显贵政客，各地的中下级官吏更是数不胜数。“贵潘”一脉的为官之人，做遍了清廷六部九卿百官(文官)。当时有“天下无第二家”之誉。李鸿章曾为潘家题匾：“祖孙父子叔侄兄弟翰林之家”。

　　清咸丰二年，潘家祖字辈中的潘祖荫，高中探花，后官至工部尚书、军机大臣。

　　潘祖荫不但在官场上位极人臣，同时又是当世著名的金石、书画、古籍版本收藏家，只要听说有善本图书、青铜文物，就“倾囊购之，至罄衣物不恤”。潘祖荫在北京为官期间，居于米市胡同，府中有专藏珍本书籍的“滂喜斋”和专藏青铜器的“攀古楼”，所藏图书、金石之富冠绝于世。据说，因为对文物有着火眼金睛一般的鉴别力，他在收藏界还有个“潘神眼”的外号。

　　而潘祖荫的“神眼”不但能鉴文物，识人更是独具慧眼。“晚清三杰”中最放异彩的左宗棠，由一介书生而出将入相，彪炳史册，就与潘祖荫的鼎力举荐大有关系。潘祖荫也因对左宗棠的举荐，而得到了他一生中最为珍贵的藏品。

　　话还要从左宗棠尚未发迹时遭遇的一次危难说起。清咸丰十年，在湖南巡抚幕僚府中襄理军务的左宗棠，因为恃才傲物，触犯官场众怒，遭人上奏诬告弹劾。咸丰皇帝命湖广总督密查左宗棠，如确有不法之事，可就地正法。

　　就在此时，与左宗棠并没有直接交往、却深知左宗棠才能的潘祖荫站了出来，三次上疏保荐。后人最为津津乐道的对左宗棠的赞誉之词：“国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即出自潘祖荫之笔。

　　后来，左宗棠平步青云，终成一代名臣。而对在关键时刻向自己伸出援手、仗义相救的潘祖荫，左宗棠自是感恩戴德。清同治年间，左宗棠任陕甘总督，在西安得到大盂鼎，将其赠给了潘祖荫。

　　大盂鼎是西周周康王时期的重要青铜礼器，也是迄今发现的西周最大的一件铭文铜鼎。大盂鼎通高1米有余，口径近80厘米，重逾150公斤。鼎内壁有铭文19行291字，记载了周康王对大贵族盂的训诰和赏赐。整个大鼎工艺精湛，造型雄伟凝重，自成威仪之象。

　　大盂鼎于清朝道光初年在陕西岐山出土，在当地的士绅、官员手中几经流转，后被左宗棠幕僚以700两白银购得，并献给了左宗棠。左宗棠知道潘祖荫是当世收藏大家，爱青铜器如命，遂以大盂鼎相赠，以谢当年搭救之恩。

　　潘祖荫得到大盂鼎，自然喜不自胜。他请晚清金石大家王石经操刀，给大盂鼎专门篆刻了一颗“伯寅(潘祖荫字)宝藏第一”的巨印。

　　据后人考证，潘祖荫得到大盂鼎是在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16年后，他又得到了另一件旷世奇宝——大克鼎。

　　大克鼎高93.1厘米，重201.5公斤，口径75.6厘米，是仅次于大盂鼎的西周第二大青铜器。它是周孝王时大贵族克为颂扬国君、祭祀祖父所铸，距今有2800多年。鼎腹内壁亦铸有铭文2段，共28行，290字，字体工整，笔势圆润，是青铜器铭文典范之作。

　　大克鼎于1890年(一说1889年)在陕西扶风县法门寺出土。一同出土的是一个青铜器物群，据传总数超过千件，当日即被瓜分，四方流散。其中器型最大、最为华美的大克鼎流入天津，被金石收藏家柯劭忞购得。

　　柯劭忞是潘祖荫故交。得知柯劭忞有大克鼎入藏，潘祖荫欣羡不已，几番登门拜求，终于重金购得。

　　至此，大盂鼎、大克鼎两大青铜至尊礼器同归潘祖荫所有，“攀古楼”所藏当世无出其右者。潘氏一门，至潘祖荫一辈，官爵位极人臣，家藏富甲天下，可以说达到了家族荣耀的顶峰。

　　然而，正所谓“物极必反、盛极则衰”，潘氏家族的辉煌顶峰也是衰落的开始。在得到大克鼎的当年年底，潘祖荫撒手人寰。潘氏一族再无入朝为官之人，原本庞大的家族也变得人丁零落。

　　藏于北京“攀古楼”中的大盂鼎、大克鼎，失去了权贵主人的庇护，在乱世之中，无异于被豺狼环伺的羔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