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宝重现 克保永久

　　1951年7月，正在筹建上海博物馆的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收到了一封引发举世轰动的捐赠信：“窃念盂克二大鼎为具有全国性之重要文物，亟宜贮藏得所，克保永久。诚愿将两大鼎呈献大部，并请拨交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筹备之博物馆珍藏展览，俾全国性之文物得于全国重要区域内，供广大观众之观瞻及研究……”

　　寄信人，正是已经守护了大盂鼎、大克鼎二十余年的潘达于。

　　1951年历来被看做是大盂鼎、大克鼎第二次出土的年份。而潘裕达告诉记者，实际上，此时距两件宝鼎第二次出土已经过了7年。

　　1944年，潘家旧宅堂屋八仙桌下的方砖地面忽然塌出了一个大洞。原来，当年埋鼎时太过仓促，木箱就是从市场上买的原木，从中间劈开后草草钉成。在地下埋藏7年后，木料腐烂，连泥土带方砖都塌了下去。

　　潘达于急忙让儿子家懋和木匠把两只大鼎重新挖了出来。

　　当时苏州仍被日伪政权占据着，两只大鼎被悄悄安置在潘宅一间房间的角落里，鼎里放些破衣杂物，再用旧家具堆没，房间锁死，再不进人。两鼎就这样又秘密保存了7年。

　　值得一提的是，原被端方所藏的毛公鼎，在端方死后被后人售卖，几经流转，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期间，历经劫难，几次被典押、质卖，险被日军掠走。但终被叶恭卓、叶公超、陈永仁等几位收藏家、实业家保护了下来。1946年，沪上巨商陈永仁将毛公鼎捐献给国民政府，隔年由上海运至南京，收藏于中央博物馆。

　　1948年，国民党退守台湾，大量珍贵文物南迁至台北，毛公鼎亦在其中，现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而毛公鼎重现世间之时，与之并称“海内三宝”的大盂鼎、大克鼎虽然也已再次出土，守护者潘达于却选择了秘而不宣。直到1951年。

　　潘裕达说：“其实国民政府要员在抗战之前和之后都找到过好婆，动员她献宝，但她一直不为所动。抗战胜利之后，好婆主要居住在上海。在这座中国最繁华的大都市，她亲眼看到了新旧两个社会的天壤之别，这才决定把宝鼎捐了出来。”

　　1951年9月，在潘达于的指点下，现代著名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陈梦家等人搬开角落中的杂物，微尘轻扬中，宝鼎重光再现。

　　刚刚成立的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以隆重的授奖典礼表彰潘氏捐献之举。文化部特颁褒奖状：“潘达于先生家藏周代盂鼎、克鼎，为祖国历史名器，六十年来迭经兵火，保存无恙，今举以捐献政府，公诸人民，其爱护民族文化遗产及发扬新爱国主义之精神，至堪嘉尚，特予褒扬，此状。 ”

　　这张奖状在潘达于的卧室里挂了50年。

　　而对人民政府奖励的2000万元(相当于2000元)奖金，潘达于却没有收下，她又给上海文管会写了封信：“查上项古物归诸人民，供历史上之研究，正欣国宝之得所，乃蒙政府赐给奖状举行典礼，已深感荣幸，今又蒙颁给奖金，万不敢再受隆施，恳请收还成命，无任盼祈之至。”最后，潘达于将这笔钱捐献抗美援朝。

　　虽然潘家先代曾是钟鸣鼎食的权贵名门，但捐鼎时，潘家经济已不宽裕。执掌潘家的潘达于知道这两尊鼎价值连城，但她从没拿藏品去“换生活”。那时潘达于和女儿潘家华在上海相依生活，女儿在学校教书，每月70元收入，而潘达于则走进了里弄生产组，当了一名普通劳动者。

　　而在捐出盂、克二鼎后的几年里，潘达于又数次捐出了家族中收藏的所有珍贵文物。细细点数潘达于家里的收条，仅上海博物馆一地收藏的文物就达400多件。如果按文物市场的价格计算，将是一个惊人的天文数字。

　　但是，文物真正的价值和潘达于老人的义举一样，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

　　1952年，上海博物馆开馆，二鼎入馆珍藏;195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开馆，大盂鼎等125件珍贵文物应征北上。两件巨鼎自此各镇一方，遥相呼应。

　　2005年，潘达于老人百岁寿诞，分离近半个世纪的大盂鼎、大克鼎在上海博物馆重新聚首。这是上博为给百岁人瑞潘达于祝寿而举办的回顾特展。当天下午，身着棕色缎袄，脚穿新绣花鞋的潘达于在女儿的搀扶下，走上展台，围着栏绳走了大半圈。“好婆后来说，我为俚笃(苏州方言，它们)寻着好人家哉。”潘裕达回忆道。

　　2007年8月，潘达于走完了她102载的传奇人生，与世长辞。

　　岁月匆匆，往事如烟，但上海博物馆刻着捐赠人姓名的大理石墙上，“潘达于”高高在上，永远和盂、克二鼎的故事联系在一起。

　　本报记者 董少东

　　图片除署名外均由潘裕达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