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家人尚且如此，对付外来的压力可就更难了。

　　大盂鼎和大克鼎被转移到苏州不久，1906年，对二鼎垂涎已久的端方竟然也来到了江南。这时的端方，权势更非早年所比。因为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慈禧和光绪出逃西安时接驾有功，端方受到重用，历任河南、湖南封疆大吏。1905年，清政府为挽救危局，“预备立宪”，派“五大臣出洋”考察西方列强宪政。端方就是“五大臣”之一。出洋考察归来，端方所编《欧美政治要义》，被认为是中国立宪运动的重要著作。

　　“出洋”归来端方再获赏识，被任命为两江总督，主理大清一朝最为富庶的江浙地区。对流落到自己势力范围的大盂鼎、大克鼎，端方自然不肯放过。

　　端方对青铜器的嗜好，并不亚于当世任何收藏家。就是在两江总督任上，端方得到了“海内三宝”的另一件——毛公鼎。

　　关于此事，史料上有这样的记载：毛公鼎原是北京的另一大收藏家陈介祺所藏。在收藏界，陈介祺与潘祖荫齐名，史称“南潘北陈”。陈介祺对其他收藏都乐于公诸于世，印成目录，唯有对毛公鼎，深锁密藏。陈介祺1905年病故后，端方查访到毛公鼎的下落，他倚仗权势派人至陈家，限三日交鼎，强行买走。

　　当时的潘家与陈家境况是何其相似，大盂鼎、大克鼎似乎是逃不出端方的手心了。然而权倾一时的端方却在潘家碰了一鼻子灰。

　　潘祖年曾对后人回忆过，端方几次三番地找到他，图谋盂、克二鼎，或曰重金购买，或曰借几日观赏，乃至仅仅要求亲眼看一次。而潘祖年的答复始终就是两个字：“没有。”

　　这样的答复就能令端方善罢甘休？只怕没人能够相信。对此，潘裕达这样分析：潘家虽然家道中落了，毕竟曾经数辈为官，朝野之上故旧至交众多。端方虽然位高权重，论起辈分还要算潘祖荫的门生，再加上对潘祖荫一脉的政治人物终归有所忌惮，一时倒也不敢像对陈家后人那样用强。

　　“这只能勉强敷衍一时。真正让大盂鼎、大克鼎免被巧取豪夺的，是端方的意外之死。”潘裕达说。

　　1911年清政府出卖铁路修筑权，激起中国人民的反抗，四川等地爆发保路运动。清政府急调端方率湖北新军入川镇压。结果造成武昌兵力空虚，革命党人趁机发动起义，辛亥革命首役成功。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土崩瓦解。

　　而端方刚入四川，所率新军就发生兵变，被部下刺杀。

　　端方有生之年，最终连大盂鼎、大克鼎的真容也未得见。

　　端方之死，让潘家珍藏的最大威胁得以消散。然而，另一团阴影却像诅咒一样笼罩着潘家。

　　潘氏“老三房”一脉，潘祖荫终身未育，潘祖年有两儿两女，但两个儿子未及成年就夭折了。后来从“老四房”过继了两个男孩，结果又都夭折。潘祖年年届40岁时仍膝下无子，而当时族中侄儿一辈尽皆成年，潘祖年就从“老四房”嗣进了一个孙子，取名潘承镜。潘承镜成年后娶苏州名门丁氏之女为妻。可是婚后数月，潘承镜又染病身亡，同样没能留下子嗣。

　　接连发生的家门不幸，让颇为神秘的潘家又蒙上了一层诡异。时人皆传，潘家血脉难继，是因为家藏的青铜器太多、阴气太重所致。

　　这种怪力乱神的联系、解释，在当时被传得神乎其神，言之凿凿，成了笼罩潘家几十年的一道梦魇。

　　“潘家年轻夭亡的儿孙确实不少，但放眼当时的中国，也不算稀奇。要怪只能怪当时的医疗条件和动荡乱世。”潘裕达说。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的人均寿命只有35岁。清末乱世，这个数字无人统计，但料想也不会超过35岁。

　　潘裕达告诉记者，就是因为潘家的收藏太过神秘，才被人与种种不幸扯上了联系。实际上，潘家的人丁零落，并不独独发生在青铜器收藏甲天下的“老三房”。大房、二房、三房在祖字辈之后，都先后失去了直系血脉，不得不从“老四房”过继子嗣。从血缘上来讲，今世的潘氏家族都是“老四房”的后代。

　　而直接收藏、保管着那些青铜器的潘祖荫和潘祖年，分别享年60岁和56岁，在当时已经算得上长寿了。

　　1926年，潘祖年逝世，留下的沉重家产只能由一个弱女子独立支撑。这个女子，就是时年仅20岁的潘达于。

　　潘达于即为潘祖年继孙潘承镜之妻，才过门数月就成了寡妇。“老三房”中，当时只剩潘祖年夫妇和这个寡孙媳妇三人。

　　潘祖年疼惜孙媳年轻守寡，视其为孙女一般，并让她改姓了潘。而且，潘祖年从此不再过继孙子，而是由潘达于出面，为先夫立嗣子，也就是潘祖年的过继重孙潘家懋。这样做，实际上就是确定了潘达于作为孙辈的家业继承人。

　　而潘祖年的离世，把潘家收藏的总数永远带离了人间，“攀古楼”、“滂喜斋”中所藏文物、珍本究竟有多少、有哪些，从此成了不解之谜。

　　潘裕达近些年来一直致力于研究先人的收藏，但始终得不到答案。他告诉记者，祖荫公晚年曾辑有《攀古楼彝器款识》二卷，但未及将所有藏品辑录就去世了。饶是如此，书中所载亦有林林总总数百器。除大盂鼎、大克鼎之外，尚有著名的史颂鼎、邵(lǚ)钟四、郾侯鼎、夫舍鼎、季余鼎、祖乙卣(yǒu)、休敦、季良父等等，蔚为壮观。

　　潘祖年继承了兄长的收藏之后，“谨守护持，绝不示人”，20余年从不对外吐露半字。潘祖年编撰了《潘祖荫年谱》，按理应该是对这些藏品进行过系统整理、清点，但没有留下详细谱录就撒手人寰。

　　著名版本、目录学家、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顾廷龙，娶潘祖年堂侄女为妻，是极少数几个能得到潘祖年信任，有机会亲眼目睹潘家收藏的人之一。顾廷龙曾靠年轻时的记忆，作过一篇《吴县潘氏攀古楼吴氏愙斋两家藏器目叙》，这是目前能够找到的潘家青铜器收藏最详细的统计：

　　“潘氏器，未有人编其目，余亦就所见拓本而钤有其藏印者，录为一册，计四百数十器，秦、汉物及其杂器则尚未在焉，洵足为藏家之冠。至所藏总数，未由访悉，惟褚礼堂尝谓藏六百余品，则余所辑录者三之二耳，余者得非即秦、汉物及其他杂器也耶?”

　　可见，顾廷龙也未能得见潘家藏品全貌，只能大致估计其总数。这一点在潘达于的回忆中也有所印证。

　　潘祖年当年居住的南石子街旧宅，是一个“跑马楼”。所谓“跑马楼”，指的是四周都有走廊可通行的楼屋。宅院共有三进，潘家的收藏就保存于第二进的房子中。据潘达于回忆，当时青铜器放满了一大间加一隔厢，字画卷轴典籍堆放在另外一间一隔厢内。

　　顾文中所说的“褚礼堂”位于这栋房子的二层，只摆放着数量众多的小件青铜器。而大盂鼎、大克鼎等重器并不在此处。潘祖年为这两件鸿宝专门打制了两只大木柜，平时柜门严锁，放置在一层屋中。看上去和一般的衣柜无异，而外人根本不知里面放的竟是两只旷世宝鼎。

　　1926年潘祖年病故，潘家懋年仅4岁，年纪轻轻的潘达于不得不挑起侍奉好婆(潘祖年的续配祁氏夫人)、掌管门户、守护家藏的重任。1933年，祁夫人又去世，潘达于身边只有家懋、家华一双过继儿女。

　　偌大的庭院，孤儿寡母三人守护着几屋子随时被人窥视的文物财宝，潘达于的压力可想而知。

　　潘达于没有文化，自己没有能力对浩荡藏品进行整理、清点，又不敢借他人之手，她能做的，就是把藏宝的几间屋子尽皆锁闭，至于藏品总数，潘达于终生都不清楚。

　　新中国成立后，潘家向国家捐献了大量藏品。原上海博物馆馆长、中国青铜器研究泰斗马承源曾对潘达于老人说过这样一句话：“你们家的青铜器收藏仅次于故宫。”这句话更给人们留下了无尽的想象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