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世纪之交，内外交困衰败不堪的大清帝国，突然发现自己处境尴尬而危险，那些来自于华北平原被饥饿和绝望驱使着的农民，喧嚷着进入了北京城。而那些心怀叵测的外国军队亦已开进了与皇宫相距不远的东交民巷。帝国朝廷里吵吵嚷嚷，臣子们分成了两派。

　　剿除，还是抚用？这个问题摆在了权力的最高执掌者慈禧太后的面前。

　　考察

　　一队清兵簇拥着两乘轿子行走在帝国的官道上。

　　这是 1900年6月5日，军机大臣赵舒翘和顺天府尹何乃莹奉命前往河北涿州“考察”义和团的实力。赵舒翘科举出身，任职刑部，据说他“扬历京外，开藩陈臬，并皆卓有政声；而且学问淹通，持躬廉正”(吴永口述，刘治襄笔记：《庚子西狩丛谈》，中华书局)。在戊戌变法中，赵舒翘坚定地站在慈禧一边，对六君子下手又快又狠，因此深得宠信，入了军机处。

　　如今，他被委以重任。名义上他们是前去“宣抚拳勇”。这是自义和团闹事以来，朝廷暧昧态度的另外一种说法。就在两天前，朝廷刚刚指示文渊阁大学士、京畿武卫五军统帅荣禄，近畿一带，拳民聚众滋事，然而“此等拳民，虽属良莠不齐，究系朝廷赤子，总宜涉法弹压解散”，(《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不准派兵剿办。帝国的政策，如同玩跷跷板，在“剿”和“抚”之间游离徘徊。

　　按照习惯，戊戌变法后再度听政的慈禧太后此时住在颐和园里。尽管已六十有余，她仍然精力充沛，决断非常。在此非常之际，她照旧在园子里召戏班唱戏，欣赏戏曲。和山东、河北的拳民一样，太后喜欢看戏。戏曲把政治的纷繁复杂、人生的沉重哀伤皆化为唱念做打，表达着中国人最普遍朴素的情感模式和道德观念。

　　到达涿州城的赵舒翘也在欣赏一出最为特别的戏剧。此时，涿州城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舞台。城门上插着义和团的大旗，上书“扶清灭洋”。城墙上，城里，到处是红巾红衣的团民。5月底，义和团蜂拥入这个京畿小城。这些充满激情的青年农民们接管了当地军政。涿州知府龚荫培左右为难。朝廷态度暧昧，该如何是好？幸亏帝国官员极富聪明才智，他选择主动绝食。非暴力，不合作，不表态。

　　赵舒翘欣赏了“神灵附体”、“刀枪不入”这些义和团们的看家本领。这些青壮农民们，短衣窄袖，腰里束上红布，呼呼跳跳，如狂醉之人。

　　饱读诗书、淹通律法的赵舒翘大人如何向慈禧太后汇报这次考察呢？

　　当太后问，义和团是否可靠。“他只装出拳匪样子，道是两眼如何直视的，面目如何发赤的，手足如何抚弄的，叨叨絮絮，说了一大篇。”时任直隶怀来知县的吴永曾在庚子年两宫西狩时接驾，据他口述，曾听慈禧说皆是刚毅、赵舒翘误国，他们实在死有余辜。

　　随后到达涿州的另一位军机大臣、满人刚毅是狂热的仇洋派，他和赵舒翘的看法大相径庭。吴永又回忆说，赵舒翘明白义和团不可凭恃，同行的何乃莹代拟了一折。然而他碍于端王和刚毅是义和团的支持者，而他又多得刚毅推举，关系甚好；踌躇再三，还是没有上折。如果赵舒翘以一个标准儒家“奉君忘身、殉国忘家”的精神，能把他所见的真实情状一一陈奏，明白无误地主张拳民不可靠，太后还会不会开战呢？

　　自然，历史没有分岔口，也无法设想，但赵舒翘无疑做了一个彼时对自己有利的决定。然而，古老的中国哲学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从此赵舒翘与刚毅连在一起，被目为援引义和团入京的朝廷大员，便是李鸿章亦有“刚、赵袒匪”的电奏。一年之后，联军要求惩罚义和团事件罪魁，赵舒翘名列其中。刚毅早在西逃途中病死，赵舒翘被赐自尽。他的死亡过程极其痛苦。据吴永记述，前来护驾的甘肃布政使岑春煊被派去监视，“赵体质素强，扼吭仰药，百计不得死。而岑在客堂，不耐久候，再四逼促，词气极凌厉。家人不得已，乃以棉纸遍糊七窍，浇以烧酒而闷煞之，屡绝屡苏，反覆数次而后毕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