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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亚区域合作体制能否生成和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东亚各国政府和公众能否正确对待漫长和复杂的东亚历史

　　“历史”这个术语，经常可以令哲学家、历史学家和其他人感到一些困惑，因为“历史”不仅是往昔的事实，而且也是被历史考察者设想为往昔发生过的事实，而且他们在考察这类被设想发生过的事实时，还自觉不自觉地抱着具有塑造性影响的现今目的、现今理念和现今情感，它们尤其影响了历史考察者对于历史的筛选、解释和从中引出的对于当今的教益。

　　历史因素阻碍东亚合作

　　东亚的历史，一方面包含东亚的古代史、现代史和当代史，另一方面包含东亚各民族国家的国内史和它们互相间的关系史。其中每一类都有着在当今和未来妨碍东亚区域合作体制生成的基本因素。

　　就东亚的古代史而言，最重要和最长久的事实大概是所谓“中华帝国”，或者准确地说是古代统一和巨型的中华国家。“中华帝国”(特别是其鼎盛时代)在中国人的历史记忆中，是个辉煌伟大的国度，辉煌是指权势和文明及文化成就，伟大则富含和平交往、文明影响以及仁慈、“王道”等伦理道德涵义。

　　然而，东亚其他基本独立生存和演化的民族国家、尤其是中国的陆上邻国，对“中华帝国”的记忆却有着中国人一般轻视、忽视甚或否认的某些因素。在某些方面，它们的那些与其肯定性记忆一起存在的否定性记忆，与中国人的意象——关于古代中华统一国家的对外关系的主流意象——形成显著反差。

　　这不仅引发或加剧例如中国和某邻国之间近期有关古代历史的争论，而且在当今中国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加剧了某些邻国对未来中国的忧虑，而且往往是过头和悖理的忧虑。

　　民族主义方兴未艾

　　东亚现代史的核心成分有两个：第一，自1894年中日战争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半个世纪里日本在东亚的异常横暴和凶残的侵略史；第二，日本以外东亚各国现代民族主义的生成和发展，在其中反对和抵抗日本侵略和殖民的经历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就第一个而言，现在的根本问题是多数日本人倾向于忘怀、淡化甚或多少否认日本的侵略和施暴史，而这本身就强烈地加深了至少中国人和韩国人牢记并不断重提这段历史的意识。

　　就第二个而言，它蕴含了东亚现代历史经验与欧洲现当代经验的一个根本差异。欧洲人经过两次世界大战惨祸，终于断定民族主义、至少是过度自傲和排他的民族主义，是个在当今和未来应予否定的东西，从而给欧洲共同体的“后现代”建设奠定了根本的认识条件和思想前提。

　　然而，两次世界大战、特别是第二次，给日本以外东亚各国人民带来的一大根本观念正是现代民族主义，因为这些国家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生成或曰解放无不发生于、甚或依赖于两次世界大战。可以说，伴随这些现代民族国家的生成、兴起和发展，民族主义在东亚正方兴未艾。

　　不仅如此，甚至半个多世纪以前造成东亚大惨祸和日本民族大灾难的日本民族主义，也在日本右翼的鼓动和其他因素的作用下，开始显著地重新抬头，以致引起东亚诸国不同程度的正当警觉或担忧。

　　因此，就东亚区域合作体制的生成与否而言，未来更有力的究竟是多少互相对立和竞争的各国民族主义，还是经济互相依赖和安全共同利益，还须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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