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于建嵘：给官员讲课要从事实开始(图)(2)

　　10月27日 18:18 微博

　　演讲后很多地方做了改进

　　新京报：从你的经验看，跟县一级的官员沟通，和跟副部级官员沟通有什么区别？

　　于建嵘：有区别。省部级官员听的时候，比较超然。因为我讲的主要是基层的事件，这些事不直接关系到他们，而且对下面有些情况也不太明白，听讲座一个重要目的是了解下面的情况，对一些案例特别感兴趣。

　　而基层则不一样，特别是县、乡干部反映热烈。大多数的县委书记还是能够接受的，也有少数几个坐不住，感到这样会影响到下级不听话。

　　所以，有些县请我去，我一般会查查这个地方的资料，如果实在观念差得太远，无论给多少钱，我也不会去的，我要你那两块钱干什么呢，我不愁吃不愁穿，我讲了心里话，你又不高兴，吵来吵去，没有多少意思。

　　新京报：经济和交通比较发达的地方的官员，和经济比较落后、交通闭塞的地方的官员，在和你的沟通过程当中有没有区别？

　　于建嵘：大致没有，因为现在网络什么东西都有。

　　这么多年来，我讲了这么多课，我见到万载这样的县委书记还是第一次，别人心里再怎么不满，也不会这么不礼貌，这已经超越了一般的待客之道了。

　　我把这事发到微博之后，他找到我的学生向我道歉，说明他也认识到这样做有些欠妥，可微博发出去，我也收不回了。

　　新京报：你刚才说到这些让我想到，一些官员听到你的话后的反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在官场上所处的位置。而他自己的个人志向，又和他对你讲座的态度有非常大的关系，有的人做官是为了做更大的官，有的人是真正为老百姓服务。

　　于建嵘：是的。问题是，现在有些人不是为了服务。我经常劝他们，不要去影响一方平安。我讲过更难听的话，我说凡是官民矛盾，你们的领导要你往前面冲，你们不要听，要往后面走。我说，这种冲是会出事的，出了事，谁敢为你说话？

　　我这样讲，有的地方一把手笑，说于老师吓我的兵啊。有的一把手就火了，说，你这么说我下面的人不做了怎么办？我说，那我不管，你高兴就高兴，不高兴就不高兴，反正不希望你们这样去强拆老百姓的房子。

　　新京报：在你多次的演讲中，有没有地方的一把手真的听了你的，确实有反思，有改进？

　　于建嵘：好多。

　　比如，广东云安县请我去做了一个报告，我讲到了农民利益的问题，讲到拆迁问题，讲到农民组织问题，他真的马上就改，马上就干，说不能拆老百姓的房子。那些房子在一个旅游区旁边，他们给挂了一个牌，说这个房子是哪一年建的。还有，我说应该把农民组织起来，那里真的有建农民组织。

　　我在山西忻州市讲完之后，忻州市委书记就亲自找到我房间里，而且把他的市委秘书长都找过来，说我们谈一谈。谈了以后他说，于老师刚才讲得很对，我们有些东西需要改变了。他还让马上要拆迁得比较严重的那个县，请我去讲一次，当天马上组织。

　　之前，湖南省长沙县的大讲堂请我去讲，讲完之后他们的确改变了很多观念，比如，治疗网瘾的“倍腾学校”教官打死了少年，学校找宣传部，宣传部说我们上次听于老师讲了，这搞不得，要马上公布，越快越好。事后，长沙县宣传部副部长向我发短信致谢：豁然开朗。

　　@于建嵘：刚才与海南几位县官讨论失地农民问题。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在西部调查，一被征地的农民说：我们这里每亩地种玉米一年只能收两百多元，你现在每亩地补了我二万多元，的确是一百年的收入了。可是，这两万元我可能几年就用掉了，而我的地会给子孙后代一个生活啊。这虽是农民的逻辑，我深表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