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可以说中日两国民众的交流是丰富多彩的，除了民众的交流，我们注意到，去年以来，中日之间专家的交流也很多，而且刘教授还参与了很多这方面的活动，我们第一个问题想刘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中日之间地理上是非常的接近，文化是水土交融，为什么两国迫切地需要这种对话？

　　刘江永(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教授)：

　　非常荣幸，我有机会参加两国关系和其它问题的一些探讨，有的时候争论是很激烈的。中日两国虽然是地理上很接近，而且看上去表面都是亚洲人，穿上衣服以后有时候分不出来，但是实际上两国的国情还是很不同，毕竟社会制度不同，两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还有生活习惯，人文社会背景都不一样，更何况在中国和日本之间有很复杂的一段历史，日本侵华给中国人民造成严重伤害的历史。历史虽然过去了，但是如果对这个历史问题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态度，也会使现在的一些年轻人很不理解。

　　还有就是中日两国毕竟只是从各自的媒体去了解对方，而缺乏实际接触，但是一接触以后觉得有些问题好像还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有很多新的感受，有些反而是对方觉得他的误解太深了，有必要进行深入的交流，今后这种交流还应该进一步增加，是这样一种感觉。

　　主持人：

　　对，今天请宝印来也是因为宝印对日本问题也非常的了解，因为宝印在日本当驻站记者六年的时间，很长的时间了，对于日本的问题宝印也是非常的关注。关于中日之间的对话和交流从你个人的理解来讲，为什么每次都能格外地引起人们的关注？

　　孙宝印(中央电视台主持人)：

　　两个国家文化是非常相近，我们经常会因为这种相近忽略它其中不同的地方，经常人们会说两个国家非常近，但是有的时候感觉非常远，这个东西造成我们在交往当中的一些，会比地理上更加遥远的国家克服比他们还要多的困难，恰恰体现在我们相近的地方，但是途径很多。刚才我们还跟刘先生在底下聊天，特别我觉得非常重要的是年轻人的交往。刚才我们提到三千年的年轻人的交流活动，那是1984年，当时刘先生也参加了，我作为大学二年级的学生也参加了这次活动，已经20年过去了。那个时候他们是20出头的年轻人，到现在也是社会的中坚力量了，他们会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当时跟中国人真实的接触应该说在他们后来的工作当中，在他们后来的生活观念里边，发挥了很微妙的作用，对中国有一种亲近感，有一种了解，至少他希望了解你。

　　主持人：

　　刚才你谈到了近和远的问题，说到这儿使我们想起来今年的“两会”期间，今年3月16号温家宝总理在“两会”记者招待会上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谈到中日关系，他引用了中国古代哲人管子的一句话，他说：“招远在修近，闭祸在除怨”，要想招纳远方的人，你必须跟近邻处好关系，人家觉得你跟近邻处好了关系人家才能来，还有一个是说要避免一些祸端的话，就是要除掉一些怨气。刚才宝印谈的就是说中日之间的青年交流是很长时间了，1965年的时候就有过中日之间的青年交流，宝印是参加了1984年的交流，当时他上大学二年级。刘教授您是不是也参加了类似于这样的活动？

　　刘江永：

　　是的，应该说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政府历来非常重视和日本的交往，特别是年轻人的交往，因为年轻人背负着未来。在中日邦交没有正常化之前，就是1965年的时候，当时中日两国进行了第一次战后青年友好大联欢，那个时候日本的政府不愿意让青年人到中国来，所以也没有外交关系。这个时候日本的一些进步青年，他们是冒着很大的政治风险，分两批闯关硬到中国来，跟中国当时的年轻人一起在北京载歌载舞，进行邦交正常化以前的大联欢。在这之后，这些日本青年在日本积极推动日中关系，同时对中国抱有很好的感情。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时隔将近20年，在1984年的时候，当时又是中国政府邀请三千日本青年分三路来中国，北京、上海、西安、杭州等地进行友好访问，也在中日两国人民心中播下了友谊的种子。现在又过了20多年，由于前一段种种政治上的原因，两国的交往受到一些干扰，现在应该说春暖花开、时来运转，两国青年彼此都很好奇，现在进行新的交往，可以为未来中日关系的发展奠定新的基础。

　　主持人：

　　这也是在实践着温家宝总理引用的管子的话，“招远在修近，闭祸在除怨”，交流可以说为中日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说到中日之间这种渊源流长的交流，其中有很多感人的故事，比如说最近就有一个非常真实的故事，怎么回事呢？是我们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有一个华人世界栏目，前些日子这个节目收到了一封来自横滨的信，写信的人叫菅野章二，但是他在信中说，他有一个中国名字叫王维章，他希望华人世界栏目帮他寻找60多年以前他失散的亲生母亲，还有从没见过面的妹妹。这是怎么回事呢？这就是一个真实版的“千里走单骑”，我们来看一下。

　　(播放短片)

　　解说：

　　从1894年发动甲午战争开始，日本上层就产生了向中国东北移民来培育势力的思想。到1937年，日本制定了“二十年百万户移民计划”，并把向外移民定为日本的国策，来自广岛的牧村一家也随着这一计划来到了辽宁的铁岭。当时，在中国东北的一些城市里，风景优美的地区、街道，大多被划为日本人的住宅区。

　　1943年，在大雪纷飞的12月，一个男婴降生在铁岭牧村的家里。然而，这个家庭因孩子带来的欢乐却很快被日本侵略军在中国节节败退的浪潮所吞没。这样一个普通的日本家庭也被拖入了战争的漩涡。

　　1945年7月，牧村被日本政府强行征兵，离开年幼的儿子和有孕在身的妻子，加入到抗苏战场，并从此生死不明。

　　1946年4月的一天下午，牧村年仅两岁零四个月的儿子被送到了铁岭一个叫王开田的普通中国人家里，并有了一个中国名字——王维章。

　　一转眼40多年过去了，王维章和他周围的同龄人一样，在辽宁鞍山的郊区过着平淡的生活。直到养母离世前，他才知道，自己是一个拥有日本血统的人。那么自己的亲生父母如今是否还在？从此他踏上了寻亲的漫漫长路。

　　1988年，45岁的王维章，经过中日两国政府的确认，以“在华残留日本孤儿”的名义携带全家回到日本，定居在横滨。并改用现在的名字，菅野章二。然而，20年来寻找亲生父母和妹妹的念头始终没有放弃，他多次在中日两国间通过媒体和朋友寻找亲人，但一直没有消息，如今的王维章已是两鬓斑白，而对亲生母亲和妹妹的思念之情却与日俱增，成为他心中一直不解的情结。

　　王维章：

　　回到日本定居，我还是不死心，因为什么呢？我心里老觉得有结解不开，我的母亲、妹妹到现在也不知道什么样，哪怕见一面我就可以瞑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