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政府违反了上述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权提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此前，信息公开并不在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受理范围之内。

　　在同日公布的《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中，不仅政府环境信息需要公开，企业环境信息也被鼓励公开，其中污染严重的企业还被强制要求公开企业环境信息。其界限是：污染物排放超过国家或者地方排放标准，或者污染物排放总量超过地方人民政府核定的排放总量控制指标。

　　这些企业的名称、地址、法人；主要污染物的名称、排放方式、排放浓度和总量、超标、超总量情况都要被公之于众。同时，“商业秘密”不再是这类企业拒绝公开的理由。

　　信息公开只是一个点上的突破，条例在面上的突破在于它的倒逼效应。条例规定：政府机关应当准备政府信息目录和公开办事指南，应当指定专门人员负责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应当在办公地点提供查阅条件，必须在时限内作出答复，应当建立违法责任追究制度等，这“实际上是打开了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的末端环节，必然会产生倒逼效应，促使政府机关完善整个政府信息资源管理制度”。周汉华说。

　　整体而言，条例折射了政府权力向义务的转变，换言之，从政务公开的主动“承诺”到信息公开的被动执行“条例”，政府行政权力再度受到制约。

　　从更为广阔的视角审视，对行政权力的约束也正在从强调事后救济(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转向事后救济与事前预防(信息公开)并重。

　　这一预防措施恰好符合了反腐格局演变的大背景。正如前所述：“信息公开有如阳光，正是最好的防腐剂。”《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从研究、起草到出台，已历经十数年之久。在后期起草和制定的过程中，知情人士说，中纪委的推动力度最大。

　　一些人曾经担心，信息公开可能会减弱社会的稳定性，甚至造成一定程度的混乱。

　　但各地实践以及2003年的“非典”教训表明，信息公开不仅没有让这些担心变成现实，反而令社会更加稳定，起到了“社会安全阀”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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