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最高法、最高检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对十种新类型的受贿行为进行了明确定性。十种新类型受贿行为的“入法”，不仅有利于受贿案件的侦查与审理，同时，也有助于统一整个社会对于腐败行为的正确认识，为打击商业贿赂、清除腐败行为提供了更为犀利的法律武器，也为肃清吏治打下了更为坚实的民意基础。

　　在两高的“意见”出台之前，5月30日，中共中央纪委印发了《关于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若干规定》，这一重要的纪律性文件被舆论称之为“八项禁令”。从内容看，中共中央纪委的“八项禁令”与两高的司法解释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它们都尽可能周全地描述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新式贪贿行为，如众所周知的收受干股、期权腐败、合作投资、虚领薪酬、赌博行贿等，把它们列入应受党纪政纪处分和法律追究的范围。与此同时，本着宽严相济、实事求是的原则，它们又都保持了克制的精神，对于存在争议的行为暂不定性，也不追求对受贿形式的“穷举”。“规定”与“意见”的先后出台，完成了党纪与国法的衔接，从而确保在法治的框架下，对不断花样翻新的腐败行为进行精确而有力的打击。不难预料，这一套组合拳的出击，将把我国的反腐事业推进到一个新的境界。

　　“规定”与“意见”的可贵之处，在于将反腐的底线不断下沉，避免了人们始终担心的雨过地皮湿的问题。

　　最近一些年来，随着舆论和司法对于贪贿行为的不断挤压，腐败也由过去的明目张胆向着更为隐蔽的方式转变，显现出以下几个特征：一是由公然收受财物向不明确收受转变，二是由短期效益向远期收益转变，三是从腐败者个人受益向特定关系人受益转变。腐败行为还通过乔装打扮，把赤裸裸的权钱交易掩饰为娱乐、馈赠等其他民事关系。在这样的情势下，如果法律和纪律不能保持步步紧逼，就会让少数自以为聪明的腐败分子钻了空子，甚至形成选择性执法的局面，其最终后果是，人们都看到了腐败的发生，但人们都以为类似行为可以得到法律的宽纵，这对良好政治风气的形成无疑是极为不利的。而两高“意见”的出台，极大压缩了贪贿行为在司法认定上的模糊空间，把目前能够看到的大部分权钱交易都明确列为打击对象，澄清了人们对于腐败行为的认知。从此，腐败不再仅仅是官员收受巨额钱财的代名词，腐败是一切权钱交易的行为，只要其利用职务便利谋取私利的本质不变，那就是腐败。

　　反腐底线的下沉还体现于“特定关系人”这个法律术语的创造性运用。从一些腐败案例看，权钱交易并不总是在官员和请托人之间完成，官员的近亲、情人和其他存在利益关系的人员，往往充当着影子官员或腐败掮客的角色，代为完成利益交换。两高的司法解释把这些人员统一称之为“特定关系人”，把他们获得不正当利益也定性为受贿，这就让腐败的移形换位大法再也无用武之地。“特定关系人”的司法定性，将促使国家工作人员管住身边人，也有利于扭转“走关系”的不良社会风气。

　　当然，更值得期待的是，反腐底线的不断下沉，会导致一个必然的逻辑结果，那就是整个社会包括政治、法律和文化都形成一种对于腐败行为的“零容忍”氛围。凡是权钱交易都无疑是贪贿，凡是贪贿都应受到法纪的处分。如果这样的社会空气得以形成，反腐就能在更为深入和宽阔的空间上展开，群体性腐败和地域性腐败也就不再会轻易出现。那时，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都将拥有更为乐观的政治生态基础，我们的社会也会拥有真正的和谐。(文/蔡方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