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1月13日电 香港《文汇报》13日刊文认为，中美站在一个新时代的端口。30多年前，双边关系改善的动力主要源自对各自安全的关切。今天，两国考虑越来越多的是双边及全球和区域问题，合作的全球意义越来越彰显。在国际体系面临转型期，全球诸多事务的治理越来越难缺少中美间的共同声音和身影。要做到两国有效合作，一方面中国需进一步国际化，另一方面，美国也需更深入的思维转变。

　　文章摘录如下：

　　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双方共同发表联合宣言，中美和解的门打开了。但由于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差异悬殊，导致两国关系在取得初步突破后又停顿下来，在福特时期甚至出现某种程度的倒退。

　　直到卡特上台后，在同样信奉权力政治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的帮助下，才“决心一下”，接受了中国的“建交三原则”，与台湾“断交”、废约、撤军。

　　整个冷战后期，着眼于苏联这个共同安全的威胁，双方关系一直比较稳固。在里根政府第一任内，尽管两国因台湾问题不时出现争吵，但华府还是将中国视为“友好的非盟国”，政策分析人士甚至在探讨中美是否应建立一种“盟友”关系。

　　两种思维的摇摆

　　冷战结束，使中美关系受到巨大冲击。一方面，中美合作的战略基础消失。另一方面，华盛顿对中国经济的迅速成长和国际地位的稳步提升忧心忡忡。与艾森豪威尔威尔政府时期对“红色威胁”的恐惧形成对照，美国开始扩散新一轮的“中国威胁论”。对华政策再次像20世纪50年代那样，成为美国国内激烈辩论的焦点问题。“美国尚不能确定中国是美国的‘战略伙伴’，还是美国未来要对付的‘战略对手’”，因此，美国在“接触”与“遏制”两条路线间徘徊往复，犹豫不决。

　　“遏制论”认为，随着资源和能力的增长，中国必然会成为一个挑战美国支配地位的修正主义国家；而这一变化的实现很大程度上是以美国的利益，特别是其在亚洲的利益为代价的。美国必须采取遏制措施，防止或延缓中国有能力成功挑战美国。而“接触论”则认为，中国未必一定会挑战美国的霸权，遏制中国，与其为敌，只会促成“自我实现的预言”。即使美国可以击败中国的挑战，也将付出巨大的代价。更重要的是，华盛顿可以通过接触政策，促成中国朝自己乐见的方向变化。

　　这种摇摆不定在老布什政府、克林顿政府及小布什政府时期均有体现，而小布什在上台之初及至“9.11”恐怖主义袭击之后对华政策的巨大变化，更将这种心理以夸张的形式表达得淋漓尽致。

　　合作谋取共赢

　　2005年9月，时任美国副国务卿的佐利克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上发表了一篇演讲。在这篇题为《中国何去何从：从成员到责任》的专题演讲中，佐利克强调了“接触”的必要。他认为，今天的中国绝非上世纪40年代后期的苏联，寻求与中国的广泛合作符合美国自身的利益。

　　也正是在这篇演讲中，他明确指出：美国的未来对华政策，已不仅仅是将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问题，而是要“促使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相关的参与者(stakeholder)”，以共同维护和加强现存的国际体系。

　　作为制定对华政策的重要人物，佐利克的演讲一定程度反映布什政府乃至华盛顿精英人士对华思维的重要转向，也就是更加务实、平和地看待中国崛起。这显示出，一方面中美关系目前还很难摆脱国内政治困扰，特别是新总统上台后的政策震荡；另一方面，随着两国联系日益密切特别是双边对话的有效开展，美国国内冷战初期对华那种“沸腾的焦虑情绪”也在逐渐趋于平息。

　　当然，对华思维的转向也和中国内外政策的变化密切相关，美中两国都在相互建构一种更加务实、理性的合作理念。

　　中美站在一个新时代的端口。30多年前，双边关系改善的动力主要源自两国对各自安全的关切。今天，安全问题在两国议事日程当中的重要性大为降低，两国考虑越来越多的是双边经济、文化、社会事务及全球和区域问题，两国合作的全球意义越来越彰显。

　　彼得森经济研究所所长弗雷德•伯格斯滕提出的“G2”概念尽管严重夸大了中国的实力与地位，但它也反映出了两国利益交合的复杂和全面合作的必要。无论是应对金融危机还是解决气候变化，无论是推动多哈回合谈判还是敦促朝鲜最终弃核，在国际体系面临转型的混乱时期，全球诸多事务的治理越来越难以缺少中美之间的共同声音和身影。要做到两国的有效合作，一方面中国需要进一步国际化，另一方面，华府内部也需要更深入的思维转变。(李因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