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萧乾那位带地图的校友杨刚，由于丢失了一个笔记本而走上了不归路。萧乾这个自封“未带地图的旅人”，在“文革”中也自杀过，侥幸捡了一条命。改革开放后，他马不停蹄地写了二十年，最后却因丢了一封信而加剧了病情。他去世后，李辉才敢告诉巴老的家人丢信事。幸而他们留了复制件，如今才得以公诸于世。萧乾致巴金的最后一封信抬头写道：“老巴，你好！”通常他称巴金为“芾甘”，也许他已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他坦然对待死神，却劝老友小心别摔跤。关切之情，跃然纸上。

　　大老头儿巴金只长于二老头儿萧乾五岁三个月，萧乾却把巴金称做他的“挚友、畏友、益友”，在持续66年的交往中，对“老巴”口服心服。萧乾也有不听巴金话的时候，因而他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最突出的是遗弃第一个妻子王树藏的问题。为此，1939至1953年这14年间，他经历了三次婚变，29岁至43岁这人生的黄金时代，他在纯文学方面的成绩不多，当然与家庭生活以及心情有关。

　　几年前，由于病情的关系，巴金不得不接受手术，从此，不能再言语了。他对身边的医护人员所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从今以后，我将为你们继续活下去。”这14个字是耐人寻味的。巴金了解自己生命的意义。这个“你们”也可以包括中外广大读者以及尊崇、热爱他的文品和道德素养者。

　　1984年5月，巴老作为中国笔会会长，率领由15位作家组成的代表团出席在日本东京召开的国际笔会第47届代表大会。回国后，在北京沙滩的中国作协会议室举行了一次汇报会。副团长朱子奇说：“巴老的威望极高。他只要在大会会场上一坐，哪怕一言不发，也还是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人贵有自知之明。二老头儿萧乾留给世人的最后14个字是七个“劳驾”。1999年2月6日，他自知大限已至，采取果断的行动，实现了“写到不能拿笔的那一天”这一夙愿。他一边声嘶力竭地喊“劳驾、劳驾、劳驾……”一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把北京医院的大夫们好不容易为他插进去的包括鼻饲用的胃管在内的各种管子统统拔掉了。由于使劲过猛，引起胃出血，接着就是并发症，五天后，他那落拓不羁的一生画了个圆满的句号。

　　回顾巴金和萧乾走过的道路，他们通过自己的作品启迪善良的人性，鞭笞一切丑恶，在国家与民族处于内忧外患的日子里，为和平，为正义奔走呼号，不遗余力。今天，我们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纵观这两个老头儿的生涯，一种崇敬与自豪油然而生。相比之下，日本尽管已造就出两个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大和族惟有彻底摆脱狭隘的岛国根性，才能产生对世界人民和正义事业有深远影响、高瞻远瞩的记者、思想家、政治家！

　　(来源：转摘自《海内与海外》月刊，该文为文洁若女士为《俩老头儿》一书所写序言，经中国工人出版社授权独家发表，内容略有删节)

　　作者简介：

　　文洁若，1927年生于北京，毕业于清华大学外语系。中国作协会员，中国翻译协会会员，世界华文文学家协会名誉理事。多次赴英、美、德、挪威、新加坡、马来西亚及中国香港等地，从事文学交流活动。著有长篇纪实文学《萧乾与文洁若》、散文集《梦之谷奇遇》、随笔集《旅人的绿洲》、评论集《文学姻缘》等。译著有《芥川龙之介小说选》及与萧乾合译《尤利西斯》等近千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