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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四害”小记

　　传统京剧有一出《除三害》，把南山猛虎、长桥孽蛟和横行乡里的恶霸周处并列。上世纪50年代，“反胡风”、“反右派”的同时，在全国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除四害”运动。毛泽东在《农业发展纲要》里，号召12年内，中国要变成一个没有老鼠、麻雀、苍蝇、蚊子的社会。一声令下，全民出动。那时我正在上高中，每星期都要完成上交老鼠尾巴和麻雀爪子的任务，卫生室门前战利品堆积成山。

　　苍蝇、蚊子、老鼠，人人喊打。早已形成了习惯。而对麻雀宣战，不少人还心存疑虑。为了加强舆论宣传，报纸、电台连篇累牍地历数麻雀的罪状，耸人听闻地宣传麻雀一年要吃掉多少粮食。还动用民歌、快板等文艺形式对麻雀进行丑化。比如有一个相声，讲一个人进公园，从树丛中走过，冷不防头上掉下来“天粪”，落在脖领里，说你晦气不晦气。报刊“生活知识”专栏里，介绍麻雀的吃法，红烧、干炸、香酥、糖醋等，清炖麻雀加上一点天麻，可以防治高血压、心脏病。这一招儿更灵，因为调动起来6亿张嘴，比枪口厉害得多。

　　于是全国上下同仇敌忾，天罗地网，杀声震天，打起了一场围剿麻雀的人民战争。除治麻雀的办法，个人用鸟枪、弹弓打，筛子、盆子扣。集体敲锣打鼓，拉鞭放炮，挥舞红旗，摇动扫帚，齐声呐喊，追得它们疲于奔命。麻雀耐力差，飞一阵就体力不支落下喘息，不停地轰赶，就会累死。晚上掏窝，树杈上、屋檐下、椽子缝里，用手电一照，麻雀就惊呆了，然后两手一捂，逮个正着。漏网的也会撞墙碰树，束手就擒，因为麻雀都是夜盲眼。最有效的战术是看到屋檐下、椽子缝里有草窝，杀仔灭卵，让它们断子绝孙。

　　果然战果辉煌，报纸、电台天天公布战报，“人民首都不容麻雀生存，300万人总动员，一天歼敌八万三”呀，“上海人民大战一天，灭麻雀、掏雀蛋25万只”呀，有一则官方消息说，仅仅半月全国就消灭麻雀19.6亿只。河北省有些地方还扩大战场，开展打狗运动。那时大家都穷得叮当响，贫富差别小。无产阶级专政铁拳下，治安良好，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到处是“玻璃村”，“水晶户”，可以“走狗烹”了。村村杀狗吃肉，狗血肉汤浇灌丰产方，还可以创高产，“放卫星”。群情激奋。大有“要消灭一切害人虫，全无敌”的气概。

　　后来有生物学家冒死为麻雀请命，说它们只是在夏季啄食庄稼穗子，其余三季都以草籽和抛撒的谷粒为食，且生育期间大量捕捉害虫，功大于过。并举例18世纪普鲁士曾下令灭雀，结果生存失衡，害虫肆虐，结果大量果树绝收，得不偿失。有人还以鸟类学家的名义，用自己的生命为麻雀担保，请求毛主席收回成命。毛主席听了，开恩，为麻雀划了两个可以自由活动的特区。到了1960年又发出大赦令，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卫生工作批示中明确：“麻雀不打了，代之以臭虫。”至此，麻雀这一人类的朋友才在一场浩劫中幸存下来，没有绝种。

　　“钢铁元帅升帐”

　　1957年11月，64个共产党、工人党齐集莫斯科，发表《和平宣言》，要与资本主义阵营搞竞赛。赫鲁晓夫慷慨宣布15年苏联钢铁赶上美国，毛泽东毫不示弱，说15年中国钢铁超过英国。当年中国钢的产量是535万吨，英国是2099万吨，也就是说中国要在23年内走完英国102年钢铁发展之路。按照这个计划，1958年必须要生产1070万吨钢。

　　可是到了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时，全国仅产钢453万吨，而时间已经过去三分之二。毛泽东火了，说一吨也不能少，要有铁的纪律，“马克思和秦始皇结合起来”。大会决议：书记挂帅，一切保钢，指标落实，土法炼铁。立时“钢铁元帅升帐”，地无南北，人无老少，人人披挂上阵，全国上下笼罩着咄咄逼人的紧张空气。

　　那年我刚入大学之门，各年级都在操场上砌“土高炉”。天津籍的同学受命带领新生走街串巷找废铁，一无所获后只能把小分队引到自己家里翻箱倒柜。进展不利时，团支部派我回乡，寻求城乡结合之路。回村后情况大不相同了，乡里绝不像城里那样文明行动，乡党委书记为保乌纱帽早急红了眼，组织小分队埃家埃户翻个底朝天，小到锥子、剪刀、锅铲、饭勺，大到锄头、粪叉、犁铧、水车，凡是敲起来有响声的一律送到“土高炉”冶炼。轮到一个老奶奶家，老人眼泪汪汪地说，连缝衣针和顶针都收交，只剩下这口吃饭锅了，衣服可以不穿，饭总得吃吧。再说你们收废铁，它还不破。民兵指导员上去端详了一会儿，砰地一锤把它砸了，还说：“看！这不是破的吗。”老奶奶应声瘫倒在地上。

　　村里少见青壮男人，都到沙河山区炼铁去了。我随着后勤队伍到那边去，牛车、马车、手推车，车辚辚，马萧萧，一路红旗飘飘，大有当年解放战争支援前线的阵势。傍晚赶到目的地，几十平方公里的丘陵，布满了千军万马。属于我村的几座小高炉，都是砖石砌成，七八尺高，像日本占领时期的碉堡，填满了就地采来的铁矿石，燃料也是当地挖来的烟煤，加上刚刚砍倒的树干树枝。对准炉口的是几个小鼓风机，和农民做饭的大风箱，呼噜噜，瓜哒哒，炉顶少量火苗多半浓烟。毗邻的兄弟村镇阵地也大体如此，放眼望去，整个山谷浓烟滚滚，火光冲天，火星四溅，喊声如雷。炉边农民黑脸长须，眼珠比铁水还红，口中念念有词的是工地流行的大跃进民歌：“高炉建在太行山，炼出铁水似河川，铁水滚滚似火龙，能把地球绕三圈。”“钢水红似火，能把太阳锁，霞光冲上天，顶住日不落。”“炼铁炉，高又高，青烟直上九重霄，玉皇高叫受不住，煎得泪水往下掉。”……

　　我在工地滚了一星期，衣服烧成了破鱼网。国庆节前回到学校，正逢9月29日“钢铁卫星日”，那一天，报上公布全国产钢6万吨，铁30万吨，出现了9个万吨省，73个千吨县。之后“卫星”像节日里的炮仗一样大放起来，一向寸铁不产的广西鹿寨日产生铁20万吨，河南禹县日产30万吨，新乡地区日产120万吨。山西省建成“世界最大的高炉”，把一个百米高的峡谷两边一堵成为炉体，一层矿石一层木头，从谷底堆到山顶。这样以来，到1958年最后一天，全年钢产1108万吨，正如突破了“1070”。

　　5年之后我又到了沙河，正是1963年特大洪水之后。当地人说这场特大洪水与大炼钢铁不无关系，因为“土高炉”血盆大口吞吃了一方几十万亩森林，使本来郁郁葱葱的太行山，变成了“山是和尚头，坡是光屁股。”只剩下成千上万个“土高炉”的遗体，像黑色的豆腐渣、狗屎堆，被洪水和山风嘲笑着。

　　放“卫星”的日子

　　解放以后，群情激奋，国民经济迅速恢复，第一个五年计划顺利开展，社会上出现经济过热现象。周恩来仗义执言“反冒进”，毛泽东针锋相对“反反冒进”，使中国一下子进入“大跃进”的年代。

　　“大跃进”农业一马当先，关键是粮食产量。《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要求粮、棉总产12年内分别由6000亿斤和5600万担增加到1万亿斤和1万亿担。如何完成指标，毛泽东号召“解放人的思想，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人民日报》更是概括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哲学家李达不同意这个提法，他和毛泽东同为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又是好朋友，结果他的意见毛泽东还是不予理睬。

　　1958年上半年是我高中最后一个学期，面临毕业，可是大家高度兴奋，无心复习功课，天天盯着报纸，报纸上一天一颗“高产卫星”。开始是小麦，6月8日河南遂平亩产2015斤，6月11日河北魏县2394斤，6月18日河南商丘4412斤，6月30日河北安国5103斤，7月12日河南西平7320斤。接着是早稻，6月26日江西贵溪亩产2340斤，7月9日福建连板3000斤，7月22日福建闽侯7275斤，8月1日湖北孝感15000斤，8月13日湖北麻城36900斤，8月22日安徽繁昌43075斤，9月10日四川郫县84525斤。最后出现了天文数字，青海赛克什农场小麦亩产85850斤，广西环江县早稻亩产130434斤。

　　那一年9月，我在一片欢庆的锣鼓声中来天津上大学，开学不久就去东郊新立村参观水稻卫星田。密实的稻穗像堆起的一方金黄的平台，铺着金黄的地毯，人可以站在上面大步走。就像一首民歌描写的那样，“稻子长得密又浓，遮天盖地不透风。就是卫星掉下来，也得弹回半天空。”毛主席刚刚视察过这块高产田，从报纸上那绽开的笑容看，他走人家十分满意，作为一个青年学生我更是深信不疑，连晚上做梦都在稻穗上打滚呢！直到半年以后，班上一位同学悄悄说，那是用40亩即将成熟的稻子挖来堆积在一起，怕捂霉了，中间安上管子，夜里用鼓风机往里吹风。不久这位同学便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轮流批斗。

　　谎言是虚伪的影子，随着“大跃进”虚张声势，“大跃进民歌”应运而生，浮夸之风成为那个时代的主旋律，全国各地涌现了一大批推波助澜的民歌。“高粱长得穗儿大，长到天宫织女家，织女低头往下看，碰了一头高粱花。”“谷穗长得不够长，黄河上边架桥梁，四辆卡车并排过，挤在上面不晃当。”“一个米粒煮一锅，一个玉米装一车，高粱秆上安电线，坐着瓜皮过黄河。”“稻粒超黄豆，黄豆像地瓜，芝麻赛玉米，玉米有人大；花生像山芋，山芋超冬瓜，蚕长猪样长，猪牙如象牙。一棵白菜五百斤，上面站着个胖娃娃。”

　　这些吹破牛皮的东西，今天看来都是不足挂齿的假话、胡话，可当时被推崇为是“群众共产主义文艺的萌芽，是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新国风。”郭沫若和周扬在它们的基础上编造了一本《红旗歌谣》，被认为是写作的范本。不怕人笑话，我本人就是在这般的喧闹声中登上诗坛的，早期作品经常带着这一时代的烙印。后来为洗刷去这些胎记，差不多用了两倍的时间和气力。

　　(文／尧山壁 摘自《当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