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分析：坎昆能吹出什么气候风？(2)

　　蔡拓：坎昆会议的任务是为明年的南非会议夯实基础，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达成最终协议尚不具备条件。首先，哥本哈根会议导致的相互不信任的大背景并未消失，传统的现实主义的政治思维处于回潮期，国家主义盛行；其次，经济不景气和发展的不确定性影响了各国的关注点和注意力。克服金融危机和失业压力，推进经济发展成为首要任务，气候问题的关注度相对下降；再次，一些国家的国内政治影响到全球气候问题的国际合作。比如奥巴马在中期选举失利后的不利地位，将使其在环境与气候问题上的作为大受限制。

　　邹骥：总体而言，由于美国作为首要的发达温室气体排放国家，近期难于在联邦层次上通过清洁能源与气候变化法案进而形成全国的控排目标，使得美国谈判代表难于在谈判中就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定量减排目标做出承诺。其他发达国家对自身减排目标的承诺“顾左右而言其他”，未能展现出应有的引领作用。一些发达国家甚至于从“富人哲学”出发，将目光盯在发展中国家的减排责任上并将之作为自身减排的前提条件，这就给“公约”进程的发展蒙上了阴影。

　　陈凤英：美国是最大的障碍制造者，坎昆会议亦不例外。共和党中期选举获胜，奥巴马政府很难在坎昆会议有积极合作姿态，更难指望其作出实质性减排承诺。二是后危机时期国际经济环境更加复杂，世界经济呈现冰火两重天。发达经济复苏异常乏力，新兴经济体复苏相当强劲。这使美欧产生危机感与忧虑，自我保护意识趋强，减排责任意愿下降，力压发展中大国承担减排责任加码。由此加大南北国家之间在减排问题上的分歧与矛盾。

　　问：发达国家在历次气候会议上做出了种种承诺，但实际上这些承诺的兑现并不尽如人意。您认为发达国家为什么会在这些问题上承诺与行动相背离？

　　邹骥：关键问题还是发达国家政府政治意愿不足，缺乏政治远见和魄力，受特定利益集团的影响而在解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不能超越利益集团利益的掣肘，在于不能勇敢、充分地承担自己的历史与现实的责任。当口头承诺能够带来选票利益和外交利益时，就“口惠”；当触及实际利益的时候，就“实不至”。

　　蔡拓：一是对新兴经济群体的崛起认识不到位。很容易受“威胁论”的左右，表现出限制性、对抗性思维与行动。在减排上的倒退，试图双轨并单轨，把新兴经济群体捆绑在一起承诺减排都反映了这一点。二是受国内政治博弈和党派斗争的影响。像美国最为典型。三是从新兴经济群体的角度上反思，也应与时俱进，更讲究与发达国家对话的智慧与艺术，从各个层次、方面考虑全球气候治理的复杂性，不要拘泥于单一的“共同而有区别的原则”。

　　曾少军：发达国家表面上的借口是，即使发达国家做出努力，发展中国家如果不减排，其排放增加量将抵销发达国家减排的全部努力。但气候变化的危害并没有因为国际社会的争吵而停止或减少。人类必须运用智慧找到一条平衡的方案，来应对这个共同的灾难性前景。发达国家不能再因为选举需要而被化石能源集团绑架了，应该按照“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主动、率先减排，并对发展中国家的自主减排行动给予及时、足额的资金和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