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大幕将启 新旧能源角逐展开(4)

　　争得纠结

　　一边规划要降，却降不下来；另一边规划要升，却升不上去。

　　只能讨论，无休止的讨论。

　　稍作注意可以发现，企业的角色很微妙，他们极力希望增加自己的产量，却又要试图压抑内心的渴望。某企业代表几乎是用半开玩笑地口吻说：“各位领导，给我们多定一些产量吧。”

　　“你们已经够高了，每家都来提，我们总量就控制不住了。你们要带头压低产量。”领导的回答也颇具外交辞令。

　　“控制产量，应该去控制那些安全没有保障的小企业，对于自动化程度和效率很高的大企业就不应该限制。而且我们这几年增长比较快，是因为收购了一些新矿区，产能势必会增加，并非老矿区的增产。”这位企业代表也振振有词，甚至有点委屈。

　　于是乎，领导又开始安抚：“你们确实是在做贡献，但是……”显然，听到转折词的那一刻起，这位企业领导就知道又被驳回了，“但是”后面的话可听可不听，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前面墙上悬挂的那条写着“煤炭‘十二五’规划研讨会”的条幅，就像一个想吃雪糕的孩子，家长安慰说今天天冷，明天再买，然后明日复明日。

　　这种中国式的讨价还价也不是第一次，当然，更不会是最后一次。

　　这一年的时间，各起草者的会议都被安排得满满的。“在一次会议上，我敲打了几家煤炭企业，因为控制产量就必须从大公司开始，但看到他们的热情，又让人不忍心泼冷水。”濮洪九说。

　　大企业有大企业的理由，小企业也有小企业的解释。“我参加了很多关于‘十二五’研讨的会，企业发展规划都很宏伟，产量都要翻番。从规划编制的指导思想看，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煤炭企业，都基本上延续了近年来煤炭产量快速增长的惯性思维，规划产量是大幅增长态势，煤炭总量控制难度将越来越大。本来现在只能出5000万吨，企业就敢提出‘十二五’出1亿吨，出1亿吨的企业就敢提出2亿吨。”濮洪九表示很无奈。

　　除了企业的争论，还有地方政府来凑热闹。国家的“十二五”能源规划还没出炉，各省市的规划已经相继张贴。“如果各省市的规划相叠加，全国煤炭42亿吨远远打不住。”姜鑫民说。并且，地方企业和地方政府之间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企业的产能都是省长给定的，省长说要翻番，我们就必须完成任务。”前面提到的那位煤炭企业代表坦言，这个“任务”也带有政治的色彩。

　　煤炭的争论已经让人眼花缭乱。再加上新能源的加入，起草者们称每场讨论都是各说各的，但达成协议却很难，“风电一直在喊大发展，但是制约条件那么多，怎么跟煤炭来争？”

　　新能源企业认为煤炭产能的高居不下，是与低碳的发展模式相冲突的。煤炭企业又提出当前的国情下，煤炭必须大发展才能支撑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新能源的作用有限。

　　煤炭企业与主管部门之间，地方政府与中央之间，煤炭行业与新能源行业之间，相互质疑声四起。如果这个能源规划的天平上装满了所有的利益群体，那国家发展改革委就好比是砝码，必须左右调和。

　　一位在做关于国家规划跟踪研究的业内人士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如果说某项规划的产能有一个区间，国家的规划一定是选取低的数值。她分析说，因为国家不希望某个行业过热，国家发展改革委就是调节的作用，体现宏观，以风电为例，不是说9000万千瓦的规划不容动摇，可能他们期待的产能会更高。但是又怕过热，因为一个产业冒进的时候，就会对另一个产业带来压力，比如风电冒进了，对电网就有压力。这些都是国家不想看到的。

　　“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能源局要注意抓好综合协调平衡，国家应该有个总量控制，控制开发的速度。”濮洪九说，“企业报上的数据由省里、市里来批准，但是地方政府往往都鼓励企业多报，怎么办？必须从国家的层面来控制。控制开发的强度和秩序。每年建设多少，投产多少，该有规划，重点是调控。”

　　但是，国家又如何去控制企业的增量？对此，中国煤炭工业协会顾问乌荣康提出，应该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把这个战略规划上升到法律层面，现在国务院应该给予“十二五”规划以法律效应，就有法律依据了。只是制度，并没有法律效力，执行起来会很难。”文|本刊记者 张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