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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石朝格

　　“在国内金融学术界、实物界、监管领域能够自由转换身份的人，只有‘老夏’一人，他是横跨货币、资本两个市场，兼具理论功底与实践经验的‘稀有动物’。”这是前不久原长城金融研究所所长民营银行泰斗徐滇庆教授对夏斌的评价。

　　的确，今年53岁的夏斌，以他少有的人生际遇与独特的个人魅力，使得他无论走到哪里，在何种场合，都成为一个不能轻易被忽略掉的人。

　　他是“金融黄埔”五道口央行研究生院的首届毕业生，同届有央行副行长吴晓灵、外管局副局长兼汇金公司总经理吴晓炼这样的显赫人物；他曾坐过近十年的冷板凳，在央行金融研究所、政研室从事金融理论政策研究工作，从一般工作人员干到副所长、主持工作的政研室副主任；他曾经是央行、证监会位高权重的正厅级官员，并出任过深交所总经理；现在他一手创办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不到两年的时间就已名声鹊起，他们所做的分析报告多次得到了中央高层的首肯，社科院、北大、人大、央行研究生院的一些博士生、硕士生纷纷慕名来到这里。

　　三十万言三十年

　　在财经圈，夏斌有着很好的口碑，凡与他有过接触的人一提到他均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切感，但更多的时候，夏斌身上所体现出的是他独有的率真本色。

　　由于他特殊的人生经历，使得他在公众场合对理论经济学家没有针对性的“高论”与从事事务工作的金融官员没有理论支撑的“老生常谈”十分恼火，有时甚至直接给予回击。

　　在位于北京朝内大街国研中心后楼的一间不大的办公室里，记者见到了刚刚受过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接见的学者夏斌。

　　作为国研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的夏斌，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忙，但他依然觉得这是他人生最愉快的一段时间。用“三十万言三十年”这一句诗来形容他目前所做的工作再也合适不过了。近两年来，他与同事共撰写了30多万字的分析报告，提出了若干新观点，而且几乎每篇都受到了中央高层的重视，给业界带来不小的震动。

　　其中，“四大银行风险一揽子化解方案”得到黄菊副总理的首肯；“委托理财混乱局面必须结束”一文得到马凯、周小川、刘明康、尚福林等同志内部重要批示；“商业银行可转债担保风险须密切关注”，得到银监会主要领导的批示；“关于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关系”的报告受到人民银行主要领导的肯定；“当前证券市场环境下保本基金的发展模式”得到证监会领导的重视。仅2003年，金融所就撰写呈送中央政治局、总理、副总理等国家主要领导的择要专送件3篇、择要16篇、调研报告16篇、调研报告专刊4篇，合计39篇。

　　对此，夏斌认为，这主要得益于他近30年与金融业剪不断的经历，“任何人都不是天才，尤其是当你致力于研究某一专业领域的时候”。大学念政治经济学的他，毕业后被分到了当时财政与银行混合的财政工作，那时，他连贷款余额、现金流等基本概念都搞不懂，“不懂就得学”，好学的夏斌以惊人的毅力硬是考入了五道口货币银行专业。一直到后来出任深交所总经理、央行非银行司司长，他也不敢有丝毫懈怠，每有闲暇就读书写字。

　　夏斌坦言，2002年9月到国研中心之初，他只是想有一个宽松的环境搞点研究，办一个研究室。令他想象不到的是，他们的一些研究成果却在市场备受追捧，很多相关机构都相继找上门来要把业务交给他们，在这种情况下，他向中编办申请筹办研究所。

　　据介绍，目前，金融研究所在货币政策决策、证券市场监管、非金融机构发展、金融控股集团、企业年金、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研究等领域已成为国内前沿、领先、权威的研究机构之一。

　　尽管国内外一些商业机构与研究人员都纷纷慕名而来，所里自负盈亏压力也很大，但夏斌仍然坚持研究所定位于非商业模式的机构，把研究定位于政策研究，“绝不能因为一时利益，而分散用于政策研究的时间与精力，说得大一点，要想总理之所想、急总理之所急，盯住一行三会的事情，对国内外非常关注的金融话题进行研究，促进大家认清市场、把握政策走向，在政策与市场之间起到一个桥梁作用”。

　　谈及获得“2004年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夏斌露出了孩子般的笑容，“得奖当然高兴，而且还有一笔奖金”。随即他正色道，获奖的这篇文章提出了一种新观点，即货币供应量已经不适宜作为中国当前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而应该建立通货膨胀目标下的货币政策目标框架体系，尽管如此，他认为这还是一份意想不到的收获。

　　记者了解到，两年一次的孙冶方奖是国内公认的中国经济学最高奖，在银行系统，央行行长周小川、副行长吴晓灵、金融稳定局局长谢平曾获此殊荣。

　　“不称职”的央行司长

　　夏斌告诉记者，自打1998年8月调任央行非银司司长起，忽然感到人生短暂，脑子里生出了一些想法，提醒自己 “考虑今后的路该怎么走，要及早打算”，这是他以前从未有过的。

　　“对位置不要看得太重，不妨做多种尝试方式，重要的是靠本事吃饭”，这种念头在夏斌的心里逐渐明晰起来。因此，当有些人还为央行、银监会分拆而患得患失时，夏斌就悄然来到了国研中心一间不能再简陋的办公室里。

　　非银司上任伊始，他马上投入全国信托投资公司的清理整顿工作，处置大量繁杂的历史遣留问题。他的一位老部下回忆，“夏司长那时，呆在办公室就是写材料、整理内部文件；下去搞调查，事无巨细都得亲自过问；而且还要协调部署他所管辖的近10个处的日常工作”。

　　某信托公司负责人至今提到夏斌还是满口夏司长地叫，言语里充满了感激，“夏司长是个好人，他痛快直爽，从不摆架子，有一段时间信托公司的头头脑脑们常去央行汇报工作，后来大家就不怎么去了，因为每一次去夏司长都说，你们来回折腾花销很大， 这些事情打一个电话就解决了，用不着跑到他这里。”

　　对此夏斌的反应很冷淡，在他看来，这是他的分内之事，根本用不着人家挂在嘴边，更何况当时非银行金融机构出了问题不能说央行没有一点责任。“作为一个监管者不是披着一张皮去征服别人，而是要用专业的眼光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尽管如此，夏斌不同常人的举动还是在央行遭来了一些非议，“不称职的央行司长”也因此得名。

　　他入主非银司时，非银司掌管着信托公司、租赁公司、财务公司、典当行、企业债券、资信评估公司、基金会、彩票、高尔夫会员卡等近10项业务的监管权力，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央行高官。

　　让人不解的是，夏斌却向时任央行行长的戴相龙建议，把彩票、高尔夫会员卡、基金会等一些非金融业务从央行分离出去，便于集中监管。

　　一把手自己主动削权，这的确让人有点百思不得其解，有人甚至怀疑他是不是“神经出了问题”，别人是想方设法要权，把手中的权力弄得更大一点。这场改革最大的阻力来自于非银司内部，业务的清除意味着这些部门的处级干部将失掉手中的权力，甚至有可能被闲置起来。

　　但改革还是成功了，那些非金融业务最终被剔出央行，只保留了信托公司、财务公司、租赁公司等三项业务，之后夏斌对这三类公司进行整顿治理，让一切显得井井有条。

　　夏斌的老上司原央行金融研究所所长赵海宽评价，“从这件事情上可以看出小夏是个有魄力、有胆识的人，也许今天看来，彩票、高尔夫等本不是央行应该管的业务，但在当时却是‘理所当然’，如果没有他的全力推动，也许改革进程就要慢‘半拍’”。

　　提及往事，夏斌略显凝重，“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当初我考虑的只有一点，就是从健全市场体系出发弄清楚央行到底应当充当什么样的角色，得出的结论是必须给自己削权。”

　　玩命的深交所总经理

　　“1993年7月，我奉命调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工作，离京之前，我请证监会刘秀毓女士帮我把八年间的文稿复印整理装袋，想利用工作的间隙，整理出集。但怎么也没想到，在任的27个月，是中国股市的初创阶段，开拓进取，忙碌不已，又身处股市第一线，潮起潮落，每天卷入股市风云，疲惫紧张，身不由己。”夏斌在他出版的《转轨时期的中国金融问题研究》一书的自序中这样描述深交所那段惊心动魄的岁月。

　　其实，夏斌所经历的要远比这平淡的描述“惊人”得多，为此他落下了糖尿病甚至连性命都差点搭上，卸任后，夏斌在家里休养了10个月，虚弱的病体才稍加恢复。深交所也正是从那时起，从区域性市场成为了全国性市场。

　　夏斌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他在深交所第一次会员大会上慷慨激昂的情形，“我们要玩命地干，赶超上交所，做成中国最大的交易所，在中国证券史上我们哪怕是画上一个标点符号也就足以自慰了”。

　　正如夏斌自己所述，当时的股市属草创时期，连开户、营业网点设置都存在问题，更可怕的是股市大跌的时候，股民承受能力差，几乎每天都有恐吓信，甚至有人扬言要炸掉交易大厅。

　　1995年的327国债期货平仓案，由于夏斌处事沉稳得当，使一场大风险化于无形。这在深交所大事记上有详细的记录，当时大批股民包围了市长选举大会，夏斌临危不乱，出来做现场说服工作，之后又采取了及时的补救措施。

　　“我曾在香港买过假胡子躲避黑枪，当时乘座的那辆‘凌志400’恐怕还留有弹痕。”夏斌谈起这些往事时是那样的轻描淡写，是否他认为正是如此不平凡的经历成就了他今天的成就。

　　后来由于身体原因他不得不带着遗憾离了开他曾经挚爱的工作。这个瘦弱的上海男人到今天仍然耿耿于怀，他没有促成中国证券市场离岸市场的建立，没有把第一批的互联网业务引向深入。

　　经世济用的官员学者

　　在夏斌的履历中，他任职时间最长的就搞金融理论与政策研究，屈指算来，他已有十二年的纯政策研究生涯。

　　无论是1996-1998年，他回到央行任政研室副主任， 1985-1992年在央行金融研究所从部室副主任干到副所长，还是近两年做国研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他都始终如一地致力最前沿的政策金融学研究，并超前或不失时机地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

　　1984年，夏斌与吴晓灵、李弘等同班同学一起来到了央行金融研究所，决心为金融改革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第二年，夏斌就写出了“对改进国库券发行的探讨”、“关于我国资金市场的研究”、“中国金融市场展望”、“金融体制改革的现状及其方向”等一系列重头文章，其中他设计出的一套让人眼花缭乱的中国金融市场框架图，在业界引起了轰动；论述货币供应量的论文，获得了中国金融学会第一届优秀论文一等奖。

　　在研究所一呆就是8年，写了近40万字，这为他日后从事事务性工作打下了牢固的理论基础。

　　正是由于他身兼过官员与学者两职、横跨银行与证券两个市场，很多时候，连业界也很难分清他到底是官员型学者还是学者型官员，因为当他作为学者身份出现的时候，所谈的东西大都与金融政策紧密相关，而当他以官员身份出现的时候，所提到的问题又有着深厚的理论作为支撑。

　　夏斌在给著名青年学者巴曙松的《金融的江湖》一书写的序言中，把经济学家分为三类：一是理论经济学者，专攻原创经济学，假设前提，数学推导，理论创新；二是政策经济学者参考理论，根据脚下踩的国土现状，研制经世济用之制度、政策；三是是克罗格曼所说的“飞机场式的经济学者”，他们把经济学理论通俗化、大众化，其著作主要在飞机场、宾馆、报亭销售。

　　他认为，这三类经济学者社会都需要，但在经济转轨时期，政策经济学者显得更为重要，并做如是定位：“我们这一代大多数经济学者的使命多是研究如何逐步‘转轨’、‘过渡’，研制一定的制度、政策，使我们的经济与体制最大限度地贴近、发挥唯一规则的功能”。

　　夏斌觉得“经世济用”应该多姿多彩，当官不是唯一渠道，相反官场根深蒂固的东西太多。“人一天就吃三顿饭，睡一张床，基本要求满足以后总要做点事情，发出不带有明显利益导向的一种声音。”夏斌认为能呆在办公室里静静地写东西是一种超然的享受，“人们对当官没有兴趣，中国体制改革就到位了。”

　　对于好学的后辈，他也会不遗余力地加以提携，青年学者巴曙松就是因为他只身来到研究所任职。

　　“人生交契无老少，论心何必先同调”，夏斌非常喜欢与年青学者交往，特别是文字的往来，使他能保持一颗年轻的心，并能学到不少东西。同时，他发现很多青年学者对现实问题非常关注富有理想，有着很好的理论功底与现代的分析工具，但过于陷入经济评论，变成了单纯的财经记者而不是研究人员，很易滋生浮躁，更多地为市场大众热点所驱动，被名与利左右，缺乏研究工作必需的沉静心态。

　　“如果带一带，他们会很有出息。”夏斌又点燃一支烟，“他们不嫌弃的话，我很乐意让他们踩在我的肩膀上推他们一把。”

　　这么好的一个人，在妻子的眼中却是一个极不称职的丈夫。治学严谨的他，在生活上却马虎得很，就拿抽烟来说，妻子曾多次要他戒烟或限量少抽，但身板欠佳的夏斌硬是“宁死不屈”，最后妻子只得不了了之。

　　“也许是我在东北农村呆过很长时间，上海男人居家、体内的优点在我身上已经慢慢退化了。”夏斌言语之间，对妻子充满了歉意。

　　(摘自《中国证券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