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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张伟靖

　　“预测与现实的反差，主要是对世贸组织和中国入世后享受的贸易优惠政策不太了解造成的。”

　　互相交流柴米油盐的价格，是小区里大爷大妈们的重要工作之一。近来他们都在抱怨价格的上涨，尤其是豆油，5升装的大豆油10月底31元就能买到，到了11月底，价格猛升到41元。

　　大爷大妈们并不知道CBOT(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甚至不知道期货是什么，这些是离他们生活非常遥远的事情，但正是通过CBOT等市场的反应，美国大豆产区的气候变化才实实在在地影响着中国百姓的柴米油盐。

　　五年前的12月11日，经过15年“从黑发到白发”的艰苦谈判后，中国最终成为WTO的成员。也就是从那时起，从美国大豆收成到中国大爷大妈们关心的豆油价格，传导的过程正变得越来越快。同样，中国的变动也影响着美国百姓的日常生活。

　　汽车业：最大的预测失误

　　“入世前我们到东北那边开研讨会，有人提出，入世后中国汽车产业会受到很大冲击，国家要出台一些政策，号召消费者购买国产汽车。”

　　12月2日，在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和德国阿登纳基金会联合主办的第六届SIFT-KASWTO年度论坛上，中国复关入世谈判代表团的主要成员刘光溪回忆当时汽车产业恐慌的情形。仅仅过去了五年，这段放在大家看来已是笑话。

　　汽车业的高速发展让当初的预测者们都大跌眼镜，而当年为了保持进口汽车配额的问题，谈判进行得非常艰苦，“当时我们找到一个很好的借口，全球的纺织品配额也是到2005年才取消，既然在对中国出口具有强大竞争能力的领域，纺织品贸易方面，你们还是有配额，为什么我们汽车不能有配额？这一条打动了他们。”刘光溪说。

　　如今，昔日的谈判代表龙永图不禁感慨：“当时如果我们就保留一年、两年多好，在其他方面就可以捡回来很好的东西。我们多争取了一两年，谈得简直是焦头烂额，但是最后没有起作用。”

　　“预测与现实的反差，主要是对世贸组织和中国入世后享受的贸易优惠政策不太了解造成的。”吉利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李书福告诉记者，“入世对中国汽车业推入制度带来了冲击，由于这个冲击，吉利第一批民族品牌企业才有机会进入汽车行业。”

　　上海WTO研究中心秘书长沈大勇也对此进行分析：“经济学是从静态的角度去分析，很难估计我们国内已经和国外联营的那一块，合资带动了本土汽车业的迅速壮大。”

　　最终还是龙永图给出的答案最为尖锐：“当时中国汽车进口配额养了一大批人，一辆汽车的配额可以挣1万人民币，批配额的那些官员神气活现，我是亲身有感触的，这帮人正好也参加汽车谈判。另外，已经进入中国的外国企业也表示，开放太快的话，中国汽车产业受不了，实际上是怕他们在中国的利益受到冲击。这样，中国汽车产业的代表和外国已经进入到中国的代表，形成了完全一致的意见。我们现在回忆起来，都是带有某种利益。”

　　农业：也曾过度担忧

　　如果说对汽车行业的预测失败还带有几分利益集团的误导，那么时任总理朱镕基的担忧至今令人警惕——“入世我最担心的是农业”。

　　如今，农业问题已经扩展为“农村农业农民”三农问题，并且成为本届政府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所幸，入世并没有给农业带来想象中那么大的冲击。

　　“理论上来看，中国农业缺少竞争力，大豆小麦这些资源密集型农业，是我们的弱势。但恰巧入市前两年，整个世界收成不好，不仅没有像预估的那样受到进口的冲击，相反，还有个别农产品出口。”沈大勇告诉记者。

　　或许盛产大豆的黑龙江海伦市农民们更有感触。2001年，大豆价格最高达到1.10元。彼时所有的专家都在说：“入世受冲击最大的将是大豆。”而现实却让人意外，2002年，海伦大豆价格涨至1.20元，到2004年4月，已蹿升至1.80元的历史天价。2003年的海伦，不仅80%的土地都种了大豆，还出现了海北(中国)芽豆交易市场，建立了大豆交易中心。

　　然而，尽管晚了两年，“狼”还是来了，2004年4月，随着芝加哥大豆期货掉头向下，国内大豆“崩盘”了。从这一年的9月到2006年的8月，大豆价格从1.80元一路下跌到1.05元。

　　“国内的大豆市场基本就是芝加哥大豆期货的影子市场，大豆的价格完全由美国市场制约，国产大豆在价格、运输等多方面都存在极大劣势。”汇鑫期货研发部总经理马法凯对记者说，在进口大豆的冲击下，出现了大豆危机，由于入不敷出，很多豆农都不得不改种其他作物。

　　马法凯认为：“国产大豆的减产未必是坏事，毕竟中国地少人多，可以有更多的土地用于种植玉米和小麦，相对来说更为重要。”

　　而大家担心的是，玉米会不会重蹈大豆覆辙，在低价进口玉米的冲击下垮掉。对此，马法凯还是比较乐观：“尽管中国会成为玉米净进口国，但对待玉米小麦这种主要粮食作物，国家会通过国储收购进行价格调节，给予足够的保护。”

　　减免农业税、对农业补贴、为农民提供基本教育医疗服务，入世五年间，中央政府通过一系列的政策保护农业产业，并取得了一定成效。

　　“自身的调整也在进行，农业的出路是在理顺产供销一体的基础上，发展我们的优势，即劳动密集型农业，如蔬菜瓜果畜牧业水产业，能够完成这个转换，我们还是有竞争性的。”沈大勇说。

　　服务业：至今争论不休

　　五年过去了，作为保护期最长的中国银行业也要正式开放。相对于其他领域，中国金融服务业的改革开放一直是滞后的，同时争论也最多。

　　尤其是近两年，通过剥离不良资产、注资、引进境外投资者、上市等，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在“贱卖”与“金融安全”的争议中艰难推进。在业务层面，很多所谓“与国际接轨”的做法也引来众多客户的批评，至今没有统一的说法。

　　外资金融机构并没有像大家担忧的那样“长驱直入”，抢市场抢客户，而是纷纷争抢中国本土银行的股权，从国有商业银行到城市商业银行，专家们认为“技术上该破产”的银行都成为外资的“香饽饽”。

　　预测是有风险的，但在记者的要求下，沈大勇还是对银行业提出自己的看法：“银行业的开放，中外资会有一些交锋，外资银行吸纳一些高端客户是看得到的，但整体而言，我个人认为不会有太大的冲击。”

　　“有几个方面的制约，比如居民经营本币业务，要有比较便利的商业网点做基础，外资银行在短时间里面无法做到这点。另外，人民币还不能自由兑换，到时候人民币怎么带出去，带给谁，都有问题。”

　　“服务业和制造业不同，有天然的本土化优势，即使是外资银行，雇员与基本管理人员还是本土人，开放对于本土商业银行核心竞争能力的提升有好处。”

　　在服务贸易领域，除了金融业，当年的谈判焦点还有电信业。事实上，四年前中国就已基本履行承诺，而市场却波澜不惊，龙永图都自言意外：“第一是没想到中国电信企业有这么强的竞争力，没想到中国电信行业在过去几年发展这么快。第二是没想到外国电信企业，特别是外国运营商进入中国市场的步伐会那么慢，热情会那么低。当时预想的外企一窝蜂拥进中国的电信市场，揽得天翻地覆的情况没有发生。”

　　沈大勇分析：“外资观望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方面是电信技术本身的发展，技术日新月异，很多趋势很难预料，比如谈判时放在最前面的是增值电信，接下来寻呼业，事实上现在寻呼业基本萎缩，再如谈判时固定电话是主要的业务，移动通信是其他服务，现在趋势也发生了变化。另一方面，国内法规还不太完善清晰，他们轻易不敢试水。”

　　(摘自《瞭望东方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