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酒杯通往人身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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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酒杯通往人身自由

2022年07月27日 06:27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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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酒杯通往人身自由【冰点特稿第1268期】

  1000万年前,人类祖先体内进化出独特的酒精处理基因,在树下拾起腐败的植物果实送入口中。人类与酒精开始纠缠,权倾天下的皇帝、心比天高的文人、富甲天下的巨贾、寻常巷陌的百姓,总有人为酒所倾倒。

  目前,全球饮酒人数超20亿,中国的人均酒精饮料消费每年递增13%,老牌酒企和饮料巨头纷纷推出五花八门的低酒精饮品,抢夺人18岁之后的第一杯酒。嗅觉敏锐的商人把酒馆开在写字楼的套间里,光亮的格子间与幽暗的酒桌无缝衔接,一杯威士忌开启下班时光。一名在国贸开了8年酒吧的老板习惯了保守秘密,他听见过骰子碰撞中成交的几十亿订单,也帮醉倒在马桶上的白领提过裤子。

  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隔离生活让许多嗜酒者重新拿起酒杯。研究数据表明,德国、英国和美国的酒类销售额增长了3%-5%;老年人、有小孩的人、无业者、抑郁和焦虑症患者饮酒量明显增加。

  在我国,夏季会出现一个饮酒高峰。和两年前比北京急救中心7月第一周收到与酒有关的急救呼叫从271次升到485次,患者包括几十个“无名氏”——他们在街上因醉酒陷入昏迷,被路人或保安“捡到”。

  他们中的一些很可能患有酒精依赖,即无法控制自己的饮酒行为,并且出现戒断症状。“有些酒依赖的患者就死在急诊室。”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精神科医生黄剑发现,酒依赖患者的就诊率很低,这些患者通常患有肝硬化、胰腺炎、肠胃炎、末梢神经炎等并发症,但他们并不知道身患疾病的源头所在。

  2019年的一项调查显示,我国酒精使用障碍患病率达到4.4%。黄剑记得,20多年前,推开诊室门的嗜酒者大多从事重体力劳动工作,年龄在五六十岁,他们用酒解乏。现在,二三十岁的患者出现,职业包括互联网从业者、律师、企业家、大学教师甚至医生。

  “我们以为酒能把我们带离一个深渊,没想到被带入了另一个深渊。”一位患者曾说。作为一种化学物质,酒精对人体的影响日积月累,逐渐夺走人的“自我控制”能力。

  为了找回生活的掌控感,一些人试图猛踩刹车,把酒杯倒空。

  “停不下来”

  在北京回龙观医院酒药依赖门诊,面色暗红的王兵在弟弟、儿子和妹夫的簇拥下走进门,一直低着头抠手,像个做错事的孩子。39岁的他从七八年前开始,每天必须喝一斤42度的白酒,不喝酒就不吃饭,浑身疼、心烦、坐立不安,最近一次饮酒在当日凌晨两点。

  担心王兵撒谎,家属全程抢答医生的问题,说他“自制力差”“没有责任心”。问诊过程中,王兵去上厕所,刚出门,家人一拍脑门追出去,“别让他跑了”。

  医生杨可冰见惯了这样的场景。他总会向患者家属强调,酒精依赖不是道德问题引发的,而是长期饮酒导致大脑皮层损害,引发意志力薄弱、高级认知功能下降,比如语言、记忆等。有嗜酒者告诉记者,自己酒醒后,有时一行字要看3遍才能理解。

  酒精依赖患者最典型的症状是“喝酒停不下来”,不仅是心理上的依赖,一旦停饮,生理上也会出现失眠、震颤、出汗、恶心、心跳加速等戒断反应。很多患者是抱着酒缸子去的医院,有患者形容停饮的痛苦就像是“抽掉一半的血”。

  这并不是没来由的夸张形容。因为耐受增强,患者血液中的酒精浓度需要维持在一定水平,才能维持机体正常功能,医生常常需要根据患者每日喝酒的量和种类,确定药物替代方案,减轻戒断反应。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医生盛丽霞接触酒依赖患者20多年,她发现,这种病就诊率不到5%。她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自行戒酒很危险,如果发生震颤谵妄,死亡率在10%-30%,死因包括脑组织水肿、心脏骤停等。有时候家属把患者往屋里一锁,几天后发现不对劲,送到医院,人已抢救不过来了。

  王兵来自内蒙古的一个县城,他说家乡几乎没人不喝酒,每年冬天,都有酒鬼冻死在街上。王兵的儿子18岁,上高中,有时家里来客人,必须要陪两杯,为了不让父亲喝,小伙子会灌下八九瓶啤酒。离不开酒之前,王兵在河北的工厂打工,过年才回家。过年是酒局最密集的时候,在儿子的记忆里,王兵几乎没有清醒过。

  一开始只是午饭和晚饭要配点酒,慢慢地,早晨睁眼第一件事就是喝酒,不喝就吃不下饭。家人不给喝,他就去抢路人的酒。王兵也说不清楚,自己什么时候越过了“那条线”。

  比王兵大6岁的李运,花了很久才接受自己再也不能喝酒的事实。他一开始还不理解,酒量好这项自己引以为傲的“能力”,为什么让他变得“人见人嫌”?

  他小学四年级就能喝下两瓶啤酒,父亲欣赏他,喜欢带他上酒桌。他喝酒速度快,喝完口条也顺,酒倒几分满、酒瓶朝什么方向放,他听一遍就能记住。他喜欢《水浒传》,欣赏梁山好汉的男子气概,“里面人一说话就要喝酒,人人面前都摆一大碗”。

  他在工地跑工程,靠喝酒判断甲方性格,喝得快就是爽快人,找理由躲酒就是心眼多,认为“沟通不顺畅的地方,拿酒就能沟通顺畅”。

  30岁以后,他酒后行为开始变得不可控,曾砸店、打架、出车祸。他想戒酒,觉得自己脏,坐电梯不敢呼吸,怕别人闻见酒味儿。为了克制酒瘾,他吃过黄鳝泡酒的偏方,也吃过1000元两盒的“戒酒灵”药丸,但都没用。

  一次熟悉的醉酒后,李运醒来,发现自己躺在陌生的面包车上,周围坐着一圈身强力壮的陌生人。天蒙蒙亮,他知道,家人真的把自己送去戒酒中心了。

  “恶化的那天,和每一天一样自然”

  完全被酒精捕获后,一些嗜酒者希望能从所剩无几的酒后记忆里,找出“依赖”发生的前兆。

  盛丽霞说,一般喝酒的行为会有3个阶段:社交性饮酒(少次少量饮酒)、酒精滥用(持续性饮酒、对健康造成损害,但未出现戒断反应)和酒精依赖。研究表明,为了应对压力而非娱乐喝酒的人,患酒精使用障碍的风险更高。

  大部分饮酒者希望通过酒精减轻痛苦或增加快乐,人与酒精的关系从一个阶段迈向下一个阶段,和遗传基因、社会环境、文化背景、个人心理等因素都有关。很难说清楚,饮酒行为从可控跨入失控,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两年前,22岁的林清还和“酒鬼”身份沾不上边。染上酒瘾后,她曾经在没有水电、暖气漏液的老房子里躺了两周,身边只有外卖餐盒和酒瓶子。

  她皮肤白皙,留着乖巧的短发和长长的粉色指甲,听别人讲话时,大眼睛里透着认真。她12岁那年父母离异后,一直做妈妈的乖乖女。考入大学前,她自觉外形不错、家庭条件也好,人生一片光明。

  入学后,她发现人际关系没那么简单。她曾被学长学姐孤立,还发现宿舍里4个人建了3个群。在陌生的城市里,她没课就躲在宿舍边喝酒边看电影,沉浸在自己的幻想世界。

  琥珀色的威士忌曾让林清感觉“瞬间轻松”,只用了一个月,她就从杯底喝到半杯,再喝到一整杯。两个月后,她发现自己不太对劲,一次考试前她没喝酒,戒断反应随清醒一起到来,她手抖到写字困难,原来一个小时能答完的卷子,她写了两个小时。

  林清想回家,母亲让她“坚持坚持”,于是她买了张卧铺票,一路喝着白酒回到家乡,躲进没住人的老屋子,两个星期后,因为暖气漏水漏到楼下,才被人发现。

  这个原本爱美的女孩喝酒时几天不洗澡、不刷牙,不知道窗帘后面是白天还是黑夜。她失去时间感,形容自己和老年痴呆的姥爷一样,不是在窗户旁边坐着发呆,就是喝完酒在床上躺着。她经常会从床上翻下来,有次小拇指摔脱臼、关节转了180度,她一点感觉也没有。

  慢慢地,她走路都晃悠,喝水也会呕吐,她觉得自己快死了,不甘心,才决定去医院。

  有嗜酒者形容这是“温水煮青蛙”的过程。“从控制它、享受它带来的乐趣,到被它控制,被慢慢夺走一切”,有的人要用十几年,有的人只用几个月。32岁的尹秋喝酒后从没去医院看过,觉得自己一直藏得很好。

  在别人眼中,尹秋也没什么借酒浇愁的理由。她是独生女,有一个大她10岁、爱护她的老公。她刚刚结束一份工作,在家休息,只是把品酒当成兴趣。半年后,她失控了,其间她没有遭受任何打击或挫折,“恶化的那天,和每一天一样自然”。

  当几百个酒瓶摆满窗台,老公向她提出分居。她回娘家后,父母也不和她说话,只在她枕套下面塞200元饭钱。原来她父亲看闺女“啥都好”,后来走路都不和她并排。她只吃喝,不运动,从前的衣服都小了。父亲会一边帮她拽衣服蔽体,一边叹息“咋胖成这样”。

  她没钱买酒,曾从父母开的彩票店偷了20个硬币,去烤串店点了两瓶啤酒。面对父亲的劝阻,她疯了似地嚷嚷:“人都会死的啊,喝死了多好!35岁就是我的大限了!”在家喝酒的三年半里,她几乎没出过门,唯一的社交是去参加婚宴,为了蹭酒。

  “其实心里屈辱到了极点。”她说总感觉身上臭,故意买工业酒精勾兑的假酒,“觉得自己只配吃垃圾。”为了挣钱,她尝试工作。但喝酒的念头总在不经意间钻进脑海。任何理由都能成为她买酒的借口,比如天很蓝,她会走下楼,走到便利店的酒柜前。

  “酒瓶把我们变成了同一个人”

  不少试图戒酒者都走过弯路。在百度搜索键入地名加“戒酒”,显示的头几条结果全是民间戒酒机构。在河北某戒酒机构的两个月里,李运感觉“就比监狱好一点”。每天重复吃药、打针、看警示教育片,被灌输意志力的重要性,“都是一些动情的废话”。稍不听话就会被按在床上,接受镇静剂注射,眼皮抬不起来。有时候挨打,不少病友带着乌青的眼眶出院,没用,出了院还是喝。

  最让医生感到无力的是“旋转门效应”:医院只能处理患者的急性戒断反应,无法长期跟踪患者的后期康复。有人在家属办出院的间隙,还去院外的小卖部买酒。复饮、住院、再复饮。

  有人放弃抵抗,和酒一起走到生命尽头。很多患者在临死前像婴儿一样,只会重复一个动作,就是拿着酒瓶往嘴里送,“不管里面是尿还是酒”。也有人连举瓶子的力气也没有,家属要把酒搁在他的脑袋旁边,让他拿吸管吸。有些人始终没有戒酒意愿,家属为了让他“多活几年”,把他送到精神病院。

  医生会强调,动机培养是成瘾康复至关重要的一步,即是否从心底愿意接受治疗。回龙观医院的杨可冰医生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动机和病情进展程度、性格特征、受教育程度、家庭环境等因素都有关。想要强化戒酒动机,需要漫长的认知行为矫正。

  最好的方式,是把动机强化塞进患者的日常生活。一位戒酒14年的男士已经接了10年的戒酒求助电话,有人想自杀,有人想少喝、有人想喝完了不打人,也有人只是刚喝完酒想撒泼,反问他“你找谁”。

  他捕捉电话那头微弱的“动机”,努力让它一直存在,滴酒不沾是最终目标。有人担心领导知道,不愿意住精神病医院,他把话说得很直接:“要命还是要脸?”

  很多嗜酒者互戒协会(以下简称A.A.)的会员都接过这样的电话。嗜酒者出院前,一些精神科医生会建议他们参加A.A.。它最早起源于美国,自愿戒酒是加入团体的唯一条件,这里没有领导者,服务岗位由会员投票选出,不收会费,人人平等,满头白发的老爷子可能是刚来几天的新会员,20多岁的小姑娘可能很资深。

  北大六院的医生李冰在2000年把这一模式带回中国,让患者在互相交流、互相鼓励中保持清醒。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前,北大六院、安定医院和回龙观医院都设有A.A.分会场。医生发现,数名曾反复住院又多次复发的酒依赖者,通过定期参加A.A.会议和与自己的结对互助对象随时交流,能够保持多年滴酒不沾,病房内因禁止饮酒发生的医患争执也明显减少。

  位于北京元嘉国际公寓501室的一个A.A.会场只有三四十平方米,一排排椅子面对落地窗外的绿树红墙。这里有饮料、糖果、学习资料,还有骆驼玩偶,据说骆驼能一天什么都不喝。很多会员第一次踏进门,看见几个大老爷们儿围着打扑克、下象棋,会怀疑来错了地方。开会也没人正襟危坐,有人玩手机游戏,有人闭着眼睛、翘着二郎腿。

  发言的开头总是“大家好,我是一个酒鬼”。不止一个人说过,“酒瓶把我们变成了同一个人”。大家分享醉酒后的疯狂,比如跳河、进监狱、剁手、把刀架上亲人的脖子,有会员说:“虽然有些事我没做过,但我知道,如果继续喝,我都有可能会做。”

  没人怕袒露“黑历史”。喝过料酒、医用酒精、花露水、风油精或香水的,也并不特别。一位岁数较大的会员回忆,10多年前喝酒时,还没有外卖,家人让附近所有小卖部都不卖酒给他。

  “真是生不逢时!”他调侃,大家都笑得很放松。

  除了分享戒酒的意愿和经历,会员们还会共同朗读学习资料,有酒鬼故事、也有嗜酒的哲学思考,有人低声嘟囔,有人一字一顿。有会员说,声音的接力让人觉得“安心”。“我一滴水,很容易干。但我在河里,就不那么容易干。”他们还会一起吃饭、帮会员搬家、去郊外烤串,女会员会约着一起逛街、拍照。

  为了长时间维持清醒,在A.A.,会员大多会找一名助帮人,这个人一般已戒酒较长时间,能够在对方戒酒遭遇困难时提供帮助和指导。这个角色有时被寄予居委会大妈、老师、心理咨询师、银行、工作中介等身份的期待,但他们应该专注于在被助帮人求助时及时响应并施以援手。助帮人与被助帮人始终平等。

  还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助帮人只能选同性,会员间禁止谈恋爱。根据以往的经验,人们很容易“喝到一起”。

  这种关系更像“战友”。看着新会员成长的过程,助帮人也在时刻提醒自己,不管戒了多久,我们都一样。

  “借着投降得以自由”

  即便动机强烈,戒酒之路也不会那么顺畅。一位A.A.会员形容,嗜酒者像天上的飞机,协会互助是燃料,酒瘾则像地心引力一样“永远存在”。

  对他们来说,累了、饿了、渴了……都有可能激发自身对酒精的渴求。戒酒10多年的人,也会做“复饮梦”,梦里一口酒下去,燥热和眩晕的感觉无比真实,“直接被吓醒”。一个戒酒15年的会员做菜时,老公给牛排喷了点红酒,一瞬间,贪婪的唾液就充满她的口腔。

  元嘉公寓楼下有间烤串店,酒柜正对着门口,有新品上市,大家都要去看一眼。有人提起原来常喝的酒降价了,激起一片懊悔声,“经常为了这个捶大腿”。

  他们知道,有问题的不是酒,而是自己。在A.A.戒除酒瘾的12个步骤里,第一步是“投降”。“我们承认,在对付酒精上,我们自己已经无能无力。我们的生活已经搞得不可收拾。” 一位会员总结,“借着投降得以自由”。

  大多数嗜酒者起初不愿意投降。他们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失败者,A.A.里有过北大高材生、国企高级工程师、央视主持人的女友、《快乐男声》的选手。

  他们能感受到外界的不满和自己的失控,只是习惯性地想躲在酒精营造的幻觉里。很多会员对“外面的世界”有莫名的恐惧感,有人要把门反锁起来才能入睡,有人会把手机锁进柜子里。

  一名海归硕士自称怕让人失望、被人评价,“喝完酒才会觉得无所不能”。来A.A.后,她曾经接过一通电话,时长40分钟,她只是听、一句话也没说,结束通话前对方说特别感谢,感觉好多了,“原来什么都不做,我存在本身就有价值”。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前,A.A.每年开全国大会,有人是第一次坐飞机去外地。会后,酒店一间房能挤进去二三十人,床上坐着的、地上趴着的都有,大家彻夜聊天。

  如今,网络会议更加频繁,每天有多个时间段,同时在线20-40人,遍布全国各地。人们吐槽工作、身材、情绪,有会员自称:“开始接受生活的本来面貌,而不是把一只蚂蚁看成一头大象。”

  第一次去A.A.时,尹秋紧张到浑身发僵,连喝了6瓶AD钙奶,没说一句话,但她也是第一次感觉到被尊重和表达的自由。逐渐熟悉A.A.后,尹秋了解到,戒酒的过程就像清扫衣柜,逼着她把破旧、发霉的衣服拿出来晾晒。

  她有一个回忆起来并不愉快的童年。母亲在大街上打她,看她跪在地上瑟瑟发抖、抱着腿求饶,“脸上很光荣”。她30多岁时还被母亲决定吃米饭还是馒头,总听母亲说:“哪天你死了就好了”“我一辈子让你给毁了”。

  现在,她可以面对这些回忆,并学会和母亲保持距离,认可自己的价值。她还报名参加互累关系(指照顾者和被照顾者之间一种失衡的依附状态——记者注)小组,学着治愈原生家庭带来的伤害。

  戒酒3年,尹秋还是觉得,嗜酒者身上的毁灭开关和康复开关离得很近,不小心就可能按错了。

  有次,她老板准备了一箱茅台,让她安排宴请。她坐在去饭店的车上,窗外下着瓢泼大雨。她想象了一下打开瓶盖、醒酒的画面,担心经受不住诱惑,立马下车,趟着漫到小腿的水回了家。“彻底接受自己后,才逐渐恢复了自由选择的能力。”

  医生黄剑建议,戒酒初期“就像得了一场重感冒,抵抗力还很差”,要保持尽量简单的生活,避免参加类似的社交场合。

  “好几个力量才能对抗”

  李冰知道,戒酒不是一个人的战斗。“酒瘾这个东西很强大,有A.A.的力量、医生谈话的力量、药物的力量,好几个力量加起来才能对抗。”医生从不苛责复饮的患者,他们认为酒精依赖就像是高血压、糖尿病,随时可能发作、需要长期控制。

  有人尝试转移注意力,比如喝雪碧兑醋,有气泡、颜色也像啤酒。比如打游戏、谈恋爱。一名20多岁就住进医院的患者,曾经一晚上喝完朋友带来的6瓶2升装可乐。

  杨可冰觉得,戒酒一年以上的病人,就算是再次复饮,只要足够重视、有意愿来医院,接受医生的评估和诊疗,不影响生活质量和健康,就可以算是好转。

  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A.A.还是医生,都没有家属离得近。曾有一名患者戒酒愿望强烈,但不管他多努力,一直遭遇家属的冷暴力。在一次住院前,病人不堪重负选择自杀。

  北大六院的黄剑医生说,酒精的长期影响会让患者变得挑剔、易怒,出现撒谎和暴力行为。他比喻说这像“中毒”,病人停止饮酒后,可以恢复原来的性格。

  “酒是病人的拐棍,当他没了这个拐棍,就会很脆弱。”盛丽霞希望戒酒后,家属能多给患者一些关心,“一辈子把他当病人看”。

  戒酒两年多以后,林清试图向父亲解释,酒依赖“是一种病”,得到的回答是,“年轻人要阳光一点、快乐一点,不要总觉得自己有病”。有会员说,自己总被家属指责,说朋友喝成了品酒师、喝出两套房子和媳妇的工作,而他只是个酒鬼。

  在长期与嗜酒者的拉扯中,许多家属也“病得很重”。家属会议从A.A.会议中衍生出来,宗旨中有一条:“不管是嗜酒者是否仍然在喝酒,我们都有可能在这里感到知足,甚至幸福和快乐。”

  一位家属在不敢让嗜酒的儿子离开视线,感冒药冲几袋都要管,半小时联系不上就电话轰炸。现在儿子想独自出门,她不再阻拦,“自己活,也让别人活”。

  有些情况,医生和家属都无能为力。作为国内最早研究酒精依赖的一批医生,李冰在各省份宣讲的时候还是会觉得郁闷、无奈。她曾经去云南的医院病房查房,一个患者的问题让她无法回答:我们一村子人都喝酒,村干部带头喝酒,我在医院可以不喝,回去怎么办?“我解决不了他村里的问题。”李冰说。她的一名患者自称是黑龙江一个小县城的法医,一个人一年要收十几具喝酒喝死的尸体,一般都是独自在家,遗骸发臭才被邻居发现。

  尹秋戒酒后,喜欢借着出差的机会参加全国各地的A.A.分会。她曾经去过贵州的一个县城,路上遇到一个老人酒驾,拦下他的交警也喝得晃晃悠悠。那里的一些嗜酒者家庭,新生儿哭闹,“灌几口酒”。

  尹秋回忆,会场在县医院的精神科,一开门,一股尿味,“是真的都喝傻了”。一个大哥,眼睛上喝出一个大血泡。一对父子,两人都是酒鬼,手抖得厉害,翻书都翻不过去,读一句话来回重复。就算病成这样,他们还是把酒当谈资,拿酒量开玩笑。“他不知道是这个东西,毁了他们的希望,还会要了他们的命。”

  会议结束,患者像小学生一样排队出门,有人告诉尹秋,他们愿意来,是因为每天医院都发苹果,医生说如果来开会,还给发桃子。

  当地还没有戒酒成功的患者,但主治医生依旧每次开会穿得西装革履,一页一页放PPT。尹秋是第一个来这里的外地会员,医生目送她下山。她走了好远,一回头,白大褂里穿着西装、扎着焦黄色的领带的医生,还站在原地。

  尹秋一个人在山下站了好久。那时她刚戒酒3个月,在山上给助帮人打电话,哭着说,自己真是幸运。

  “我即便把事儿办成了,我得到的还是零”

  一项国际研究表明,超过10%的过度饮酒者(定义为女性在任何场合饮酒4杯或以上,男性饮酒5杯或以上)会发展成酒精依赖。盛丽霞说,常人并不知道自己是否有嗜酒相关的基因,如果有,加上接触酒精的机会频繁,就很有可能发展为酒精依赖。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过度饮酒背后的健康隐患,开始选择和酒保持距离。近期一部热播剧里,有关酒桌文化的情节上了热搜,网友纷纷吐槽酒作为社交工具的害处。

  某银行客户经理徐振喜欢陷在酒吧沙发里,背对酒柜折射出的七彩光芒,点一杯柠檬水。这里只是他放松的地方。

  尽管平时喝酒不算太多,他依然坚持戒酒一年多。2020年年底,他工作调动,业务打不开。核算季度奖金是他最绝望的时刻——那是一张列满存款、贷款、信用卡、信托等细小的指标的表格,“就是告诉你,你是怎么无法拿到属于你的钱”。

  酒帮他带来客户和奖金。他曾一晚上喝吐4次,转月就多了4万多元的奖金。喝酒能和客户热络情感,“就看你能不能豁得出去”。

  连续半年的熬夜应酬、加班后,他发现身体变得笨重,脸肿,没法弯腰系鞋带,走几步楼梯都要喘气。他也曾在应酬之外,短暂投入过酒精的怀抱,因为酒精让他身心“轻快”。但他发现清醒后,人会变得“更丧”。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迷上了只有7根弦的古琴,觉得弹琴时才是真正的“清醒”。周末他不再回应约酒的消息,一个人在家喝茶、弹琴、健身,瘦了十几斤。有时候去酒吧陪朋友聊天,他不喝酒,有人说他“没劲”“是不是个男人”,他就笑一笑:“改变不了世界,但能改变自己。”

  在业务交流中,一些互联网公司的员工告诉他,他们也不喜欢这种酒桌谈事的方式。再约客户,他会挑选大家相同的爱好,比如登山、远足、骑行。

  李运现在很少参加饭局,之前像“梁山好汉”一样簇拥在身边的朋友不见了,他才发现这些所谓“人脉”从没真的存在过。他发现即使不喝酒,能谈成的项目还是会成。对于那些不喝酒不给办事的人,他会直接放弃,“我即便把事儿办成了,我得到的还是零”。

  开始戒酒的日子是嗜酒者的另一个生日。在A.A.开会,一个固定环节是会员自愿分享清醒天数,数年或数天,都会得到掌声。只有相熟的会员才会互相开玩笑,“你是不是快成功了”。因为到死不喝才是成功。

  清醒后的生活又开始正常运转。和尹秋戒酒“同岁”的朋友,有的送外卖送进了北京前五名、有的出国继续读研深造。而她也瘦出了瓜子脸、穿上了漂亮的小裙子,找到一份能发挥自己幽默和创造力的工作,她开始觉得世界可爱,而不是危机四伏。

  在A.A.协会,一个15年前喝酒、飙车、吸毒、文身的女孩,现在是两个女儿的妈妈,提起女儿一脸幸福。她说,如果年轻时候看到现在的自己,一个40多岁的女人,体重150斤,背着双肩包去菜市场买菜,“一定会去死”。

  “但现在我不会去死,我太想活着了。我愿意拿一切,去换清醒的生活。”

  (除黄剑、李冰、杨可冰、盛丽霞外,其余采访对象均为化名)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焦晶娴 来源:中国青年报

【编辑:刘星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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