罢免案背后的利益纠葛

　　屈存玺并不回避提出罢免丁冰人大代表职务的直接动因是“与开发商的矛盾越来越激化”，而按照兰群的说法是“提升业主维权的高度”。另一位业委会委员张桂凤给记者举了一个例子：“一位业主当初买房子就是为了落户天津，孩子参加高考可以降100多分。可是现在没有房产证落不了户，只好回原籍参加高考。”

　　“去年我们成立了业委会，维权不再单兵作战。”屈存玺扳起指头数起开发商的“罪状”来：“原来规划建学校的地方，被开发商建了三座小高层，三栋楼的业主至今也没拿到房产证；规划的下沉式广场至今没有踪影；只装了一个监控探头，不过是个摆设。”

　　“266户业主集体状告开发商违约！”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代理该案的天津炳盛律师事务所主任何磊至今仍感到惊心动魄，“河东区法院虽然支持了业主的部分诉讼请求，但获赔有限，多的1000多元，少的几百元。”

　　目前，已有160多位业主提出上诉，天津市第二中级法院正在审理中。

　　二审期间，业主们提出了罢免案。“有些问题责任也不在开发商。”刘晶杰举例说：“临时电的问题业主反映比较集中，但当时由于河东区市政配套设施还不完善，小区用电要从8.7公里外的河北区引进电源，中间要经过7条市级管道、14条区级管道、2个自由市场，光引电我们就花了900多万元。有些问题有一些客观因素。”

　　如何实现选民的罢免权

　　“按照现代民主理论，罢免权与选举权是不可分割的，选举权体现的是如何实现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而罢免权体现的是如何保障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没有罢免权，选举权的实现就不真实。”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一位专家对记者说：“天津罢免人大代表案可能有两种结果。一是启动罢免程序。按照选举法的规定，选民只要在提出罢免请求时写明罢免理由，并有原选区50名以上选民签名(罢免乡级代表是30名以上选民联名提出书面罢免要求)，那么就应该启动罢免程序。是否能罢免，最终的决定权在原选区的选民，超过半数的选民通过就罢免成功，否则罢免失败。”

　　这位专家分析说：“第二种可能就是不符合法定人数，不能启动罢免程序。但如何处理此类情况，选举法和代表法并没有规定。我认为可能有两种处理方式：一是人大常委会驳回选民的罢免请求，二是让选民主动撤回罢免请求。从天津这个个案来看，有可能是有关部门协调后，房产证下发，解决选民提出的问题，然后再通过做工作，让选民主动撤回罢免案。”

　　而屈存玺认为：“只要是河东区的选民，都应该有权对河东区人大代表提出罢免建议。”

　　“外选区的选民应该有建议罢免权。”兰群举例说，天津大学原校长单平被罢免全国人大代表职务时，就是有关部门建议天津市人大罢免的，既然一个单位和组织可以建议罢免，那么小区业委会也应该有罢免建议权。

　　“关于罢免建议权，法律虽然没有规定，但却经常使用。譬如，纪委、检察院可以就涉嫌违法犯罪人员，建议各级人大罢免这些人员的代表职务。”全国人大常委会这位专家认为：“一般情况下，间接选举的代表比较容易罢免成功，因为按照选举法规定，在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罢免案由人大常委会启动、审议和表决。而直接选举的代表，即使有关机关提出了罢免建议，也需要原选区50名以上选民联名提出书面罢免要求(罢免乡级代表是30名以上选民联名提出书面罢免要求)才能启动罢免程序，同时还需要原选区过半数选民通过才能罢免成功。”

　　这位专家举例说：2005年，湖南省衡南县人大代表陆魏源因赌博被抓，衡阳市纪委建议“依法罢免其县人大代表职务”，但原选区只有13个选民联名递交了要求罢免其代表职务的书面报告，没达到法定人数，罢免案流产。

　　余波：天津人大制定的条例受到挑战

　　星河花园住宅小区业主李高翎是一位高级工程师，自认为对“天津市房地产行业的法律法规非常熟悉”。4月7日，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到了合同约定的交房日，我发现小区的配套设施还没有搞好，更没有准住证，这些商品房还不具备交房条件。我等了一年多，开发商仍迟迟拿不出准住证，我父亲都79岁了，这个房子就是为父母买来养老的，无奈之下领取了房屋钥匙。”

　　拿到钥匙10天后，李高翎将开发商告上法庭，索赔违约金7万多元。让李高翎吃惊的是，河东区法院判她败诉。记者看到了去年1月17日下发的这份判决书。法院认为，虽然开发商未按照《天津市商品房管理条例》的规定领取住宅商品房准住证，但天津市人大制定的这个条例是下位法，而全国人大制定的《建筑法》是上位法，上位法的效力高于下位法，而《建筑法》规定，建筑工程竣工经验收格后即可交付使用，而没有规定准住证制度，所以李高翎败诉。李上诉后，天津市第二中级法院维持原判。

　　输了官司的李高翎感到非常气愤，她拿着《天津市商品房管理条例》去找天津市建委讨说法。“天津市人大制定的这个条例，自2002年12月1日起就实施了，天津市建委为此还制定了具体、详细的实施细则：天津市新建住宅商品房，在交付使用前，均应当按规定领取新建住宅商品房准许交付使用证；对未取得准住证的商品房，不得交付使用，购房人有权拒绝入住。”“天津市人大制定的法规在法院这里形同虚设，这让我们无所适从。”随后，李高翎写了一封信，分别寄给天津市人大和部分人大代表。

　　天津市建委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对记者说：“我认为法院是胡判！这样的案例把整个天津房地产市场给搞乱了。天津市人大的权威也让法院给丢尽了。”实际上，天津市人大也在关注此案。“我们的立法没有问题，也不违反立法法。而是法院的判决有问题。”天津市人大一位工作人员对记者说。

　　全国人大常委会一位专家告诉记者，天津的这个案例与前几年河南洛阳发生的案子“几乎一模一样”。不同的是，洛阳市中级法院的法官在判决书中认定，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与种子法相冲突的条款无效，而天津的法官“比较聪明”，没直接在判决书中说天津的条例与《建筑法》相冲突的条款无效。

　　据悉，“挑战”地方法规的案例已经引起了天津市人大领导的高度关注。目前，天津市人大已向最高法院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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