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元以上债务万元以上债务万元以上债务万元以下债务

　　记者暗访

　　追债不敢挂招牌

　　前日，本报刊登的《全国追债师商讨阳光讨债》一文，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随后，记者从杂志上查到三家有追债业务的公司，随后进行了暗访。除江北的一家公司看起来比较正规外，另两家连公司招牌都没有挂，其中一家要见业务员，还要像地下党一样“接头”。

　　有人谈业务有人望风

　　前天下午1：20，记者来到了沙坪坝区紫荆花园里的一家资讯公司。门前，该公司没有任何标志。

　　一个30岁左右的“平头”打开了房门。这家公司的办公室，是由一套住宅改装的，除了一套沙发、一个茶几、两张办公桌外，再无他物。看到有人上门，两名同样剃着板寸的男子，一左一右坐在了记者的身边。

　　当记者假意表示需要帮忙追债时，一名男子很谨慎地说：“黑社会的账我们不收。“当记者表示只是赌账时，他立马改口，“我收了七八年账，没有一次别人不拿钱的。”边说边扬起戴着一枚硕大钻戒的手比划起来。

　　该男子称，他们收账不需当事人出面，也不需为他们的行为负责，“只要签个委托书就可以了。”男子边说边从办公桌上的文件夹中取出一张纸递给记者。“你遇见我，算运气好，很多收账公司把委托人的钱吞了。”他说。

　　记者离开时，在门口见到了开门的那个男子，原来他一直守在门口“望风”。

　　扬言找人误差不超5米

　　下午2：55，记者根据广告，找到了江北观音桥红鼎国际C座的一家财务咨询公司。

　　办公室整洁明亮，墙壁上悬挂着营业执照、收费标准以及员工规章等文件。不巧，老总不在办公室。见记者对该公司能否找到欠债人表示怀疑，总经理的女秘书胸有成竹地保证：“要找个人还不容易。不信，你们明天来做个实验，保证能说出人在哪儿，误差不超过5米。”

　　要谈业务先“接头”

　　下午4：05，记者拨通了杨家坪一家调查咨询公司的电话。

　　“你到了建设电影院再打电话。”电话那边的人无论如何也不说公司的地址。当记者赶到建设电影院附近再次拨通电话后，接电话的人告诉记者在原地等。记者等了大约10分钟，一名身穿黑色夹克的男子出现。

　　该男子带着记者七拐八拐，走进跃华新都的一间没有招牌的房间。在里间，记者看到墙上挂着营业执照。“这个注册名称怎么和你们报纸上登的不一样？”记者好奇地问。“我们有五、六个广告呢，都是不同的公司名。”黑衣男子说。

　　隔着办公桌，黑衣男子不停地吹嘘公司的追债成功率有多高。“我们就一直跟着那个人，从早上出门，跟到晚上回家，那人最后没办法只得还钱。”男子讲述了一个通过贴身跟踪成功讨债的例子，难掩脸上得意的表情。

　　通过交流的深入，男子开始帮记者制定初步的找人策略：首先，可以在欠债人经常活动的社交圈入手。如果不行，再对欠债人居住地展开调查；如果还不行，就找人查手机通话记录，找那些与其通过话的人，然后再顺藤摸瓜。“不过，你知道查通话记录要找内部人，得花钱。”黑衣男子强调费用要委托人承担。“我们收30%，要找人，先交4000元吧。”男子出价。

　　“找到人也不还钱，可不可以帮忙教训一下？”记者提出了追债以外的要求。“这个，我们不会出面，不过可以帮你找人。”男子爽快地回答。

　　公众调查

　　过半数市民支持“阳光化”

　　前天，本报公众调查中心对这一现象进行了电话调查，共有包括教师、公务员、离退休人员和自由职业者等在内的457位市民参与。

　　四成人反映“追债难”

　　欠债的反倒成了大爷，讨债的却成了受气的“杨白劳”。调查中，有196位市民表示有过“追债难”经历，占受访者的43.2%；另有24.7%的市民表示手头有两张以上超过约定日期尚未归还欠款的借条。

　　虽然追债师为不少人挽回了损失，但个别追债公司在追债过程中，采用的一些非法手段甚至暴力行为，又使得人们心存疑虑。调查中仅有17.5%的人表示会委托追债师。

　　建立全国联网系统

　　从事装饰生意的王先生表示，业务上频频发生的“追债难”常常让人无奈，而通过法律诉讼程序相对繁琐，还要支付律师费，承担败诉风险，尤其是在“执行难”的现状下，赢了官司输了钱的情况经常发生。“追债师既然存在，有一定的必要性。如果能通过立法或行业规章等方式，对他们进行严格管理，既可以解决‘老赖’拖欠问题，也可以避免非法暴力事件的发生。”

　　调查中，52.4%的受访者和王先生持同一看法。此外，对“如何从根本上破解讨债难现象”的问题上，“建立全国各行业联网的诚信系统，让欠债人知道不还钱的代价”和“在法律上对欠债现象予以必要的威慑”是调查中排名前两位的建议，分别有43.1%和37.4%的市民提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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