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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年来，台北市最大的改变是它的交通建设

　　★ 文/梁良(发自台北)

　　台北市是在1967年7月1日正式升格为“直辖市”的。当时台北市的总人口只有160万，在经济的发展上只算是一个刚步入工商业社会的小家碧玉。经过40年急速的转变，如今，已成为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并且以拥有世界第一高的101大楼为傲。说她是华人都市中的大家闺秀，应该不会有多少人反对。

　　1970年夏天，笔者从香港到台湾来念大学，1977年起，以“台湾女婿”的身份在台北市定居下来了，一住30年。

　　以我个人的感觉来说，台北市这40年来最大的改变是它的交通建设。

　　在1996年台北捷运系统的第一条木栅线正式开始营运以前，台北市堪称是交通情况最恶劣的大都市之一，尤其在1988年捷运(地铁)动工兴建前，台北大概有10年之久的“交通黑暗期”，简直让台北市民有痛不欲生之感，出门即塞车成了每天上映的例牌节目。好几条主要干道的路面都被挖得千疮百孔，车轮被迫在大铁板铺盖成的临时路面缓缓行驶；要不就是被捷运工地的围篱把道路围了一半，四车道变成两车道，连行人要过马路都得绕大圈。

　　20世纪70年代，正是台湾对外贸易呈尖峰发展的黄金时代，但台湾全岛只有一条传统的铁路贯穿南北的高雄港和基隆港，货物运输问题十分严重，当时主政的蒋经国遂有“十大建设”的重大施政计划，其中的6项建设跟交通有关，“铁路电气化”是其中指针性的工程。

　　台北市在升格为“直辖市”的同时就开始规划“台北捷运网”，只是中国人做事一向习惯推、拖、拉，加上几千亿新台币的庞大经费无法解决，因此一直延迟至1987年才正式启动这项彻底改善市内交通的大工程。

　　当时台北市还不流行便利商店，各家公交车业者就在公车站牌附近设置公交车售票亭以便利民众购票搭车，公车票亭最多时曾高达300多座，成为早年特殊的台北街景。这些票亭除了卖车票，也卖报纸杂志、香烟汽水、糖果饼干，甚至冰淇淋，俨然一个小型杂货店。一些勤快的票亭老板还会扩充业务，替报社收小广告，或是替顾客配钥匙。直至1994年，台北市联营公交车全面将剪票制改成上下车投现制，来年公交车储值卡又上市，票亭不再卖公车票，曾经风光了近半个世纪的公车票亭才在这几年间逐渐消失在台北街头。

　　“机车横行”也曾经是台北街头的特殊风景。由于两个轮的机车比四个轮的轿车方便很多，因此贪图做事方便的台湾人特别喜欢骑机车，据统计平均一户拥有超过一轮的机车，连“首善之区”的台北市也不例外。无论业务员出外谈生意，或是家长接孩子下课，都是骑上机车就走。因此在台北市路边的红砖行人道或骑楼边，经常可见停满了一排一排的机车，占据了一半以上的空间。甚至在90年代以前，政府曾多次推动“机车骑士戴安全帽”的计划都无以为继。直至便捷舒适的捷运系统6条路线全面通车之后，机车骑士才自愿放弃日晒雨淋之苦，台北市这个多年治不好的交通毒瘤不药而愈。

　　随着捷运的施工，曾经是台北市地标和许多老台北共同回忆的“中华商场”也走入了历史。中华商场是沿着纵贯铁路线，在台北市中华路两旁矗立起来的八栋连栋的建筑物，建于1961年。当时“国民政府”为了拆迁安置住在那一带共1600多间简陋的竹棚木屋的各省流民，特别盖起来那时台湾最大的百货总汇商场，楼高三层，共八大栋相连，由北而南分别命名为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栋，总长1171米。

　　在经济还不十分富裕的年代，大家想买音响电器，或是全家上馆子，或是找上海师傅做一套剪裁合身的西装，或是大中学生想买中西流行音乐唱片最先会想到的地方就是“中华商场”。拿10块钱到中华商场的唱片行买一张《学生之音》(把欧美最流行的单曲辑录在一起的盗版黑胶唱片)，再逛到旁边的西门町看电影，成了我在台湾念书时期最快乐的回忆之一。有不少台湾电影都以中华商场当背景拍过重要场面，包括了宋存寿导演的文艺杰作《母亲三十岁》和蔡明亮的处女作《青少年哪吒》。

　　1983年，中华商场在拆迁过程中还有不少居民为阻拦与市政府发生抗争。如今，中华路已变成宽80米的林荫大道，一度失去光彩的西门町重新成为吸引青少年的商业闹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