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六点”对中共和平统一理论重大发展之二：明确确立统一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历史阶段

　　关于事物发展的阶段性划分，是辩证唯物论认识社会的基本方法之一。“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对包含着一连串互相衔接的阶段的发展过程的阐明。” 以往在国内建设中走过的弯路，根本上就是混淆不同的发展阶段、超越历史赋予的现实可能性，追求纯而又纯的“一大二公”，目标错了步步错。只有正确认识与界定事物发展不同的阶段和方位，才能制定出真正切合实际的、正确的路线和政策。

　　对统一长期性与阶段性的认识，与上述对两岸关系根本属性的认识紧密相关。《告台湾同胞书》确立和平统一的大政策方针后，我们期望通过国共两党谈判，直接实现“一国两制”，及早完成国家统一大业。但是，蒋经国自始至终坚拒“一国两制”，坚持“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立场，直至其1988 年去世。此后，台湾当局一方面全面推动西方式民主，并配合“动员戡乱”的终止而密集寻求两岸新的政治定位；一方面通过“国家统一纲领”，订立近程、中程、远程三阶段统一目标。面对这一“基本面”，应该说当时我们全党的认识都是较为肤浅的；看着主张“台独”的政党“合法”了，看着李登辉对我们“仅仅”要求他们“改变中华民国的名称，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方自治政府就行了”的统一方案置之不顾，就大大加深了对“台独”的担忧疑虑和对统一的急迫感。其中，由于长期未能从两岸“政治对立”的角度看待问题，使我们对决定两岸统一长期性与复杂性的深层因素、对台湾政治领域发生的结构性变化缺乏历史的考察与全面的认识，从而将之更多地归诸于“台独”的干扰破坏，更多地归诸于个人因素。

　　在此过程及以后很长的时期内，我们虽然逐步意识到统一难以在短期内实现，但对统一究竟将走过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尚不清楚，因而也就远不能相应提出阶段性的目标与策略，呈现出“长期性”与“立即性”相互交织的状况。这种在现实可能与未来目标之间的长期错乱，最大后果就是混淆了两岸关系中类似于“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区别，把本来的合作者或者同盟者推到了一边。在这过程中，国民党一步步丧失在岛内统独问题上的“话语主导权”，在政治上不断陷入被动；我们也不得不长期耗费巨大的政治经济资源去反对与遏止“台独”。其中最明显的标志是，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台独将带来危险”的“安全牌”一直是国民党在选举中获胜的重要武器；而发展到后来，“台独”竟成为民进党在岛内政治中克敌制胜的不二法门。

　　进入新世纪以来，台海形势发生一系列重大变化，两岸关系阶段性特征进一步彰显。一方面，随着中国大陆经济社会不断进步及其所展现出的乐观发展前景，“台独”仍然是一条“走不通的路”，我们有信心有能力确保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受分割；另一方面，“维持现状、不统不独”仍是岛内多数民众的选择，统一在相当时期内仍不可能“一步到位”，仍有待通过长期的发展逐步解决问题。现阶段“两岸关系以和平发展为主题”、“努力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面”。正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运用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全面审视台海形势后得出的基本结论。

　　“胡六点”从政治、经济、文化、涉外事务、军事互信等各个方面具体描绘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整体架构与目标，标志着我党统一阶段性思想在实践中发展成熟。这一基本主张，蕴涵着30年来对台工作正反两方面的全部经验教训，找到了两岸人民在统一问题上的“最大公约数”，开辟出以经济文化各领域长期发展融合最终导向政治统一的正确道路。

　　对发展阶段的不同定位与认知，必然会引伸出不同的目标与任务，产生出不同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以及与之相应的政策策略。当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题明确后，看待事物、布署工作的角度与方法也会和以往产生很大的不同。比如有人讲两岸不是两个国家但现阶段不统不独，我们就不再认为是所谓“独台”或者“拖延”；比如台湾方面官方人士以适当的方式出访，就不能再一概视为是搞“两个中国”、“一中一台”。至于那种认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并不一定导向和平统一的担忧，则可以进一步从中共一惯的“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思想方法来思考问题，进一步增强对我们自己发展的自信，进一步理解我们置身其中的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循环中伟大复兴的宏伟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