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天过去，艾冬梅的生活逐渐平静了下来。“今天来采访我的人少了一些，有时间忙点自己的事了。”艾冬梅说，“我不愿意再想这件事，但是我永远也忘不掉它。”

　　艾冬梅说，如果中国体育不再有这种情况出现，那么自己受苦受累都很值得，但这种想法真的能实现吗？

　　法学专家称此案应该有警世作用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原告拿到了她们在诉讼请求中要求得到的钱，说明当初教练确实侵占了她们的钱财，而且这件事体工队是知道的？如果事实如此，那为什么不能把被告送进监狱？”

　　对于类似这样的问题，原告律师许子栋并不感到突兀，他平静地告诉记者：“很多人会有这样的疑问，但是这样的疑问并不会得到法律方面的支持。”

　　“双方庭外和解是基于相互间的沟通，而这部分细节双方约定不能向外界透露。”许子栋说，“站在不同的角度会对这份和解协议产生不同的认识，但不能简单地认为我们有理、对方心虚，才使原告拿到钱。”

　　“所以，这件事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当然，火车头体协对于本案最终和解有着巨大影响。”许子栋补充说，“但按照约定，事实的真相暂时不会被披露。”

　　当初最早提出原告应把火车头体协追加为被告的，是中国政法大学体育法研究中心的张笑世教授，他在得知双方庭外和解之后说：“庭外和解是我们国家法律的特色之一，其特征是可以最大限度保护双方的利益，而非某一方的利益。”

　　在张笑世看来，这件案子以和解告终并不出人意料，而且已经起到了“警世”的作用。他说：“以后类似的案子可能还会有，关键是今后运动队和运动员在签订劳动合同时不能再像艾冬梅时代那样模糊。”

　　“我想，一份合理、透明的劳动合同，应该是运动员保障自己权益的法律武器。而一些行业体协也会因此逐渐增加工作的透明度，对于中国竞技体育来说，这正是该案的最大价值。”张笑世说。

　　总局相关部门皆不愿提及此事

　　一张普通的A4打印纸上只有寥寥十几行字，再加上几个签名就是本案的和解协议，也是艾冬梅等3人状告王德显及火车头体协的最终“判决”。

　　原告拿到了最重要的东西——钱，事情像是圆满解决了，但当事三方谁都不承认自己是“胜利者”，难道获胜的是中国竞技体育？

　　从去年9月18日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之日起，国家体育总局相关部门很少有人在公共场合谈及此案，记者听到的最“正常”理由就是：这是艾冬梅她们和王德显之间的事，跟我们没关系。

　　事实上，这起诉讼与国家体育总局还是有着藕断丝连的关系，只不过作为国家体育管理部门，谁都不希望与此事扯上直接关系。

　　“这件事大家都知道，私底下也有议论，但是对我们的工作不会有直接影响。”负责制订运动员保障制度的国家体育总局人事司的工作人员说，目前的运动员保障制度与以前相比已经完善了许多，“但是具体到这起官司的矛盾，那是火车头体协和运动员之间的工资、奖金发放制度的问题。”

　　记者在向总局人事司编制劳资处询问时，得到的答案也是“这案子和我们关系不大，不会影响我们修改目前的一些东西”。

　　“政法方面的东西确实不好讲。”张笑世说，“我们有些政策还有完善的空间。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一定要加强监管，法规本身是一种约束，但约束不起作用时，就必须依靠监督体制来制约违规情况的出现。”(郭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