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岁抗美援朝老兵：已不认数字 却仍记部队番号

　　63年前的今天——1950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应朝鲜请求赴朝参战，打响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战争，先后有240万来自全国各地的热血战士奔赴朝鲜战场。历经三年的炮火洗礼，他们中有的人回到了祖国的怀抱，有的人却永远地留在了异国他乡。

　　对于回国的那些战士而言，那壮怀激烈的岁月是他们一生难以磨灭的印记，沁入血液，融入骨髓。即使到了60多年后的今天，听到“抗美援朝”四个字，他们的双眸依然闪耀着光芒。“一天是战友，一生是战友。”一个志愿军老兵这样说。63年来，有这样一群人，从年富力强到白发苍苍，一直在自发地、不计成本地寻觅着曾经的战友。他们寻找的不仅是曾经生死与共的战友、不仅是那段无法磨灭的记忆，还是他们心中永不熄灭的理想之光。

　　我们关注这些“最可爱的人”，听这些也许不常记得眼前事的老兵精确地叙述当年的经历，不仅是为了重温志愿军战士当年的英勇顽强与无上荣耀，更是为了不让这段可歌可泣的历史蒙尘，以珍爱来之不易的和平生活和祖国边陲的安宁。

　　伴随着衰老而至的记忆力退化，一度让88岁的安传培很难利索地从1数到10，他时而不知道3后面应该是几，时而嘴里念着“5”，手上却比划着8。“数字对我已经没有意义了。”他摇摇头对家人说。

　　直到三个月前，安传培接到个电话：“对，我是安传培，参加过抗美援朝志愿军。”然后，家人听到他不假思索地报出一串数字，“是20军60师179团1营2连……”

　　为战友“千里走单骑”

　　“老安同志，终于找到你啦！”当听到安传培报出番号，电话那头的刘石安激动不已。刘石安今年82岁，与安传培一样，他曾是志愿军20军的一名老兵。一次外出吃饭时，他偶然听人说起认识一位志愿军老兵，“我当时就把自己的手机号留给对方，请他帮忙联系老安。”一星期后，这位朋友辗转打听到了安传培的电话，两人接上了头。

　　“之前听说老安是解放前从宁波入伍，曾经驻守上海，我就猜他可能是我们20军的。”刘石安说，20军是诞生在上海的部队，新中国建立初期的主要任务是保卫上海。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时，20军临时接到调令，军人们坐上不知目的地的“闷罐车”日夜兼程，直到抵达天津，领导让刘石安下车去买《天津日报》，他和战士们才猜测，他们可能是首批入朝作战的志愿军。后来，这支基本由上海子弟兵组建的队伍，成了在朝作战相对时间最长的部队，在三年的抗美援朝战争中足足打了两年多。从朝鲜凯旋后，20军还打过一江山岛等战役，由于建制至今仍在，战友联络也相对容易。

　　1970年退伍回到上海后，刘石安就给自己找了个“副业”——找寻20军抗美援朝的战友。他为此买了辆自行车，每周日从位于徐家汇的家出发，骑车去战友家探望。刘石安说，他通常一次跑3户人家，最远要骑两三小时路程去杨浦区，“其实没什么特别的事，就大家一起聊聊天，见着他们我心里就高兴，就踏实。”

　　这样年复一年，刘石安联系上的战友从一开始的十几个人，到后来的几百号人，“现在我已经联系上了1200多人了，每年我们还要举行大型聚会”。

　　后来，随着年龄增长，刘石安不得不终止“千里走单骑”找寻战友的方式，改为写信。在通信中，刘石安读到了不少战友记忆里的动人故事。

　　“这些好的作风与精神，难道不正应该留给后代吗？”于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退休后的刘石安开始向一些战友约稿并编辑成书。2009年，为纪念2010年抗美援朝出征60周年，他与另外几名热心老兵商议，请全国各地参加过志愿军的20军战友每人写一段回忆录。为此，刘石安一个人担负起联络工作，通过写信、打电话甚至亲自登门造访向400多人约稿，最终收获了200多篇稿件，汇编成《抗美援朝日日夜夜》一书。

　　“战友里文笔好的特别多。”刘石安说，他至今记得有位叫毛缨的战友，是位军旅作家，文笔相当不错。

　　“毛缨？！”听到这个名字，安传培记忆深处的弦被拨动了。抗美援朝归来后，毛缨曾与他一同在宁波养伤，也是他找寻许久的战友。上世纪50年代末出院后，安传培回到上海工作，毛缨则去了杭州，两人常有书信来往，后来因“文革”断了联系。上世纪80年代，安传培有一次与家人去杭州旅游，特地循着20年前信上的地址去找毛缨，只可惜那里已换过几轮住户，打听不到毛缨的消息了。

　　“老刘同志，能不能麻烦您个事儿，帮我找到毛缨？”安传培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