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岁抗美援朝老兵：已不认数字 却仍记部队番号(3)

　　为了“最后的陪伴”

　　在位于奉贤永福园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纪念馆的一处展台中，展示了大量朝鲜书籍、邮票，这些都是由停战后去过三次朝鲜的何文俊捐献的。

　　何文俊是最后一批回到祖国的抗美援朝战士，那已是1958年8月。1956年，何文俊被送到前苏联列宁格勒学习无线电技术，并于一年后返回朝鲜教授朝军无线电修理技术，帮助当地完成建桥盖房等基础建设。

　　回国后，在朝鲜对外文化交流协会的安排下，1959年冬天，何文俊作为团长再度赴朝。在20天的访问里，何文俊们被安排与朝鲜国立艺术团住在一起，大家互相交换补给品，何文俊用1听果酱、2听肉罐头换了朝方1罐泡菜。活动结束时，朝鲜艺术家为了纪念与何文俊的这段友谊，赠予他一幅亲手制作的贝壳画。如今，这幅贝壳画被他捐赠给了纪念馆。

　　那次，何文俊在朝鲜买回来许多东西，基本都捐给了这里。他留给自己惟一的“赴朝纪念品”，是当年打仗时从枫树上摘下来的一片红叶，“我一直把它夹在书里”。

　　同样捐献了不少战时物品的83岁老战士陈浩泉说：“这些记忆不是我一个人的，我希望捐出来让更多人看到，有现实教育意义。”陈浩泉1950年赴朝时是铁道兵，1953年因腰部负伤回国治疗，此后长期担任党宣和青年工作。前两年老伴去世后，他无偿腾出了位于市中心一室一厅的老公房，作为联络组的活动场地。对于永福园投资6000万造志愿军广场和纪念馆，陈浩泉“从心底里感激”：“我感觉我们的第二、第三代对朝鲜战争知道得太少，我们这些人走了以后，谁还记得？”

　　说起为什么要投资建设这座没有经济回报的纪念馆，永福园董事长徐渭岳坦言，缘起于1989年一位买墓人的“控诉”：一位家境贫寒的奉贤妇女因买不起墓地，大骂殡葬行业暴利无情。她的几个子女告诉徐渭岳，在他们幼年时，父亲为保家卫国牺牲在了朝鲜，母亲年轻守寡，含辛茹苦带大他们。徐渭岳后来得知，原来这名妇女是志愿军战士毕福祥烈士的遗孀。

　　同样的情况徐渭岳又碰到了三四次，同是奉贤人的他专门前往位于辽宁丹东的抗美援朝志愿军纪念馆查阅资料，发现全国出兵的240万人中，有18680人来自上海，且多是奉贤、南汇一带的“阿拉兵”。在牺牲的183108名烈士中，上海籍有1634人。

　　“我能为这些老战士做些什么？”从丹东回来，徐渭岳一直在寻找机会，直至去年条件成熟后，筹备多年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纪念馆终于奠基。今年3月，这座上海惟一全面反映抗美援朝历史的专题纪念馆建成，展出了通过老战士捐献等多种途径筹得的历史照片500余幅、珍贵历史文物200多件。

　　走在如同抗美援朝时期上甘岭坑道一样的展馆，见到熟悉的印有“最可爱的人”的搪瓷水杯、行军铺盖、军装、奖章，看着30分钟的战争纪实片，安传培眼眶泛红。“回家以后，我要把当时的战争物品找出来，捐到这里。”安传培告诉女儿，听说几位志愿军老战士特地重新来这里买墓，“我也要‘搬’来和战友们在一起，这是我们最后的陪伴。”

　　“战友的力量”焕新生

　　从志愿军纪念广场返家当晚，安传培的老伴打开一个上锁的抽屉，把安传培军装上的奖章一个个取下，归拢在一个老旧的信封中。安传培饶有兴致地打开另一个信封，里面是战友们在朝作战时期拍摄的照片。这些照片都是从朝鲜归来后，战友们寄给他的。柜子的一角有一本红皮日记本，纸张已经泛黄，第一页上写着“回忆录”三个大字，下面则写了十来个标题，“跨过鸭绿江”、“炮火连天迎国庆”、“第一次战斗”……

　　看着这些标题，安传培好似打开了记忆的洪闸。他点着“智擒敌特”一节说，那次他护送8名掉队伤员去营部，路上遇到一个号称买药的朝鲜人，同行时，这人总在伺机打听部队的番号，引起了他的警觉。他表面上热络地与这人聊天，营部在东就说在西，上午行军就说下午出发，就这样混淆视听地边走边聊了两三个小时。接近营部时，他让一个轻伤士兵假装肚子不适去方便，实则跑去营部报告，很快几个精壮的战士冲出来擒获了这个敌特。在营部领导的审讯下，敌特很快就招供了。他装作买药的那杆小秤，就作为战利品奖给了立功的安传培。“就是这个，”安传培从抽屉中取出一卷纱布，展开后便见一杆干净如新的小秤。

　　他又指着“一封未写完的情书”一节告诉家人，自己曾亲眼看到一名重伤的战友从前线被救下，当时那位战友只能趴在担架上，却坚持给远在上海的女友写情书，可惜还没写完就牺牲了。安传培说:“虽然我与他仅有一面之缘，但到现在还记得他的名字，叫朱伯康……”

　　“我要把这些故事都回忆起来，然后写下来。”安传培说。

　　家人说，有些故事他们也是第一次听。“这两年，爸爸的精神很少这样好，也很少说这么多话了。”安传培的女儿说，她感觉父亲参加完战友聚会归来后，精神状态似乎一下好了许多，记忆也慢慢复苏了。

　　刘石安得知这些后很高兴，打电话给安传培说：“是革命的力量、部队的力量、战友的力量，让你焕发新生啊！”

　　这几日，安传培在家人和老战友的推荐下，“追”着各类抗美援朝的纪录片和电影。每当电视里提及“20军60师179团”时，总能引起老人的特别关注。有一次，他正在看一部介绍朝鲜烈士陵园的纪录片，电视里传来解说声：“这是一级战斗英雄沈如根的铜像，沈如根烈士是原志愿军20军60师179团……”

　　“沈如根同志不是回来了吗？他是活着的烈士！他受了重伤，当时人们都以为他牺牲了。”安传培有些着急地喃喃自语，他看了看茫然的家人，“我还是给刘石安同志打电话问问吧……”（本报记者 单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