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岁抗美援朝老兵：已不认数字 却仍记部队番号(2)

　　酷暑中的老兵聚会

　　几天后，安传培收到了刘石安的信，信中说他联系了多位在杭州的战友，同时得知毛缨已在前几年去世。

　　读完信，安传培失神了很久。“我们都到了这个岁数，走了也正常。”他喃喃自语道，“只是走前没见上一面，终究遗憾。”之后的几天，他总在懊悔当年应该多给毛缨去信，或者应该让小辈通过互联网帮他寻找，“一同在朝鲜打过仗，感情真的很亲”。

　　好在这封信之外，还有一份让安传培情绪高涨的文件。那是一纸落款为“上海抗美援朝志愿军联络组”的邀请函，请他参加7月底举行的抗美援朝纪念活动。

　　这场活动的牵头人是该联络组的组长、今年81岁的何文俊，他在抗美援朝时期是装甲兵司令部的通信兵。当年报名参加抗美援朝时，何文俊是上海交通大学通信学院无线电工程专业的大二学生、校学生会通讯组组长。“去参军时，我只与母亲通过一封信说了实情，家里全靠她‘打掩护’。”何文俊说，他深知参军必将遭遇强大的家庭阻力，因为他生于富商之家，从小念的是贵族学校，考上名牌大学后，家人早早为他规划好了人生。“但我那时只想参加抗美援朝，报效祖国。”何文俊说。

　　说起一个甲子前的那场战争，何文俊总是谦虚地说，作为通信兵立功的机会大，伤亡的风险小。但实际上，这位“何技师”却要冒着枪林弹雨维修各种坦克装备上的无线电设备，连朝军的无线电修复也需要他去支援，“当年会通讯技术的人太少，去朝鲜的全国就8个人，最后回来了4个”。

　　时至今日，无论是在装甲司，还是在步兵、炮兵、空军等兄弟作战部队，许多老战士即使叫不上何文俊的名字，也能一眼认出他。

　　在何文俊的不懈奔走下，现在上海抗美援朝志愿军联络组已经聚集起了3200多位老战士。“7月底的纪念活动，我们从中邀请了100人。”他说，88岁的安传培是与会者中年龄最大的。

　　尽管天气预报说当天最高温度将近40℃，家人很是担心安传培的身体状况，但看着老人已经为此兴奋了一周，谁都不忍心拂他的意。最后，女儿决定陪他一起去。

　　通知上写着上午7点到人民广场集合，但安传培4点多就起床了，“其实一个晚上都没睡好，太激动了，没想到60年后还能再见到战友。”他抖抖颤颤地穿上惟有出席重要场合才穿的衬衣、西裤，对着镜子照了又照。军装很厚，安传培却执意要带着，还让老伴别上所有抗美援朝的奖章。“没有军装，别人以为我是混进来的怎么办？”安传培认真地说。

　　到达集合地点后，安传培上了1号大巴，车上都是20军的老战士。第一次见面，刘石安紧紧握住安传培的手，车上的老同志们也纷纷与他握手，道着“欢迎”与“保重”。

　　这样的握手太亲切，安传培差点落下泪来。在他的印象里，60年前的年轻小伙们也是这样握着手，对新同志说“欢迎”，向奔赴战场的同志说“保重”。只是有好些人，没等到凯旋的那天。

　　去朝鲜再看一眼英模

　　在车上，刘石安带头唱起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虽然当年的青壮小伙已然是耄耋老人，但唱起这首歌时气势依然。

　　“60年前，我也领唱过这首歌。”刘石安永远不会忘记，1953年7月27日中午，战士们正在战壕外吃午饭，忽然听到广播里传来“美军签署了停战协议……”大家都高兴得跳了起来，刘石安带头用筷子敲打饭盒，领着战士们唱起了这首歌。

　　“如果这辈子有机会，我想再去一次朝鲜。”听着熟悉的歌词，熟悉的旋律，安传培对坐在身旁的刘石安说。

　　“老安，我给你讲讲现在的朝鲜吧！”看着惊讶的安传培，刘石安赶紧作了个“嘘”的手势，“替我保密，想去的人太多，我得低调。”

　　今年6月，刘石安跟随中央电视台《断刀2》栏目组前往曾经战斗过的朝鲜：“全国去了12个老战士，上海就去了我1个。”60年前，刘石安所在的20军是打破麦克阿瑟最初“圣诞节计划”的主力军，也是参与长津湖战役、青川江战役、黄草岭战役、金城反击战等著名战役的中坚力量。

　　“再次到达长津湖地区时很激动，但我发现这60年的变化太大了。”刘石安说，如今那里已没有太多战争的痕迹，惟有几处战壕、弹坑证明这里曾发生过恶战。他记得战时烧毁了不少树木，现在又逐渐长成了树林。当时，那里几乎没什么人家，偶尔有“阿玛尼”(朝鲜语“老妇人”)头上顶着罐子，冒着炮火给志愿军送土豆，如今这里建起了十多户比较新的农村小平房。

　　感受更深的是在柳潭里，这里曾是20军打败美军“王牌部队”陆战一师的地方，也是电影《英雄儿女》中抱着爆破筒与敌人同归于尽的王成的原型杨根思牺牲的1071高地。杨根思当时是20军58师172团3连连长，当他带领连队打退敌军的8次进攻后，全连只剩下他和机枪组了。为了保护武器，他命令射手们带着打完子弹的重机枪撤下去，自己独自留在阵地上。当敌人快要踏上1071高地时，他抱着一个冒烟的炸药包冲了过去，最终与敌人同归于尽……杨根思是志愿军第一位特等功臣和“特级战斗英雄”(我军至今仅有杨根思和黄继光获得过这一荣誉)，也是志愿军中第一位“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他生前所在连队被命名为“杨根思连”。刘石安特地向摄制组提议寻找杨根思的墓地，可惜没找到。“也许是在更高的地方，”刘石安说，“我们这些老同志现在爬到200米高就爬不动了，只得就地录影。”

　　在半山腰，摄制组问刘石安对这里印象最深的是什么。他想了想：“就讲讲‘冰雕连’的故事吧。”他说，当年出征是秘密入朝，许多来自南方的战士就穿着夏秋两季的衣服奔赴战场，朝鲜冬季的最低温度要达到-40℃，成排、成连的战士因此冻死在山头。在阻击美军陆战一师的高地上，当清晨美军进攻时，发现负责阻击的志愿军一直不开枪，还有几名战士握着手榴弹，吓得美军先头部队不敢贸然行动，直至几个胆大的美军爬上志愿军的阵地才发现，原来整连的志愿军官兵都在寒夜里被冻成了冰雕。“他们一直保持着作战的姿势，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说着说着，老人哽咽了。

　　抗美援朝战役中，共有183108名中国军人牺牲在了朝鲜战场上。刘石安说，这次去朝鲜的第三天，他们在主办方、中国大使馆文化参赞的安排下，前往距平壤20公里的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拜，这里矗立着20多座英雄人物铜像：毛岸英、黄继光、邱少云……让刘石安欣慰的是，陵园很干净，也常有中国游客前来祭奠。离开时，刘石安和其他老同志为烈士们敬献了花圈，挽联上写着“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落款是“部分志愿军老战士”。

　　“就是了却个心愿，60年后总算又来了。”刘石安说，为了这次拍摄，他准备了20天：去图书馆查阅资料，从书上翻出当年的作战地图一遍遍地看那些山脉、水系，除了找战斗地点，还找出了几名战友的牺牲地点。此外，他借阅、购买了大量有关抗美援朝的书籍，每晚看到11点，“直到眼睛酸得实在看不动了才休息”。他还把抗美援朝时期获得的所有奖章都装进了行李箱。他甚至想若是有时间，找人“突击”补习一下朝鲜语。

　　“您现在还会说朝鲜语吗？”安传培问。

　　“只会一句了，‘多摩晁少(同志们好)’。”刘石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