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国神社》考验中国人成熟度

　　旅日导演李缨依旧在为自己的纪录电影《靖国神社》奔波。尽管他再也不想谈起这个话题，但他似乎“已经被靖国神社240万亡灵缠上了”。采访末了，李缨静静地坐了一会儿，忽然说了一句：“我的脑袋像罩了一个避孕套，透不过气。”

　　一年前，本报曾以《〈靖国神社〉考验日本人成熟度》为题，报道影片在日本的艰难公映之路。

　　一年后，《靖国神社》面临的问题是何时能在中国公映，更重要的是公映之后中国公众又会做何反应？现在，《靖国神社》所考验的，是中国人的成熟度。

　　我们现在做民间放映 是否公映专家意见并不一致

　　李缨的父亲病危的时候还一直关心他的电影，去世前三个星期，《靖国》得以在日本公映，他马上问李缨：“中国这边怎么样了，可以公映了吗？”

　　2008年5月，李缨在法国戛纳电影节为《靖国神社》做宣传，却接到父亲突然去世的消息。李缨百感交集。父亲病危的时候还一直关心他的电影，去世前三个星期，《靖国》得以在日本公映，他马上问李缨：“中国这边怎么样了，可以公映了吗？”

　　李缨无法回答父亲的问题。

　　李缨的父亲已无法知道，影片打破了日本电影史上纪录电影的观影人数纪录，日本“全国电影观众联盟”将特别大奖授予了这部花费了李缨十年的作品。当然，他也无法知道，现在的李缨在日本已经成了官司缠身的被告——靖国神社后援团体以“侵害肖像权罪”将李缨及其制作公司告上东京地方法院。

　　这注定是一场漫长的官司，“不管判哪一方输，双方都一定会继续上诉。”

　　“被告”李缨在日本的公司经常接到恐吓电话，甚至无法正常运营。对于现在的他而言，《靖国》的国内的公映是他最大的心愿，也能给他最大的安慰。

　　“《靖国》什么时候才能在中国公映？”日本的记者仍然不断向导演李缨提起这个问题。

　　“我们正在努力推动此事”，李缨只能以此做答。

　　李缨所说的“推动”之一，是一场场的民间放映活动。

　　7月18日，大约有100名观众观看了电影《靖国》，不过不是坐在电影院舒服的软座上，而是在一家酒店提供的场地中摆满的板凳上。在两个半小时的观影过程中，现场一直很安静，只有一段影像引起轻微地骚动：

　　靖国神社内，众人向神社行礼参拜，突然，一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冲到前面高呼“反对参拜靖国神社！”他很快被扑倒在地，双方扭打在一起。终于有人竭力拉开了他们，又有一位老者上前，紧逼着他走了很远，并不住呵斥：“滚回中国去！滚回中国去！”年轻人一言不发，但这长达几分钟的反复呵斥令这些中国观众有些难以忍受。一直用摄像机记录这一过程的李缨当时也急切地想验明这个年轻人的身份，于是，在旁边所有人都把这个反对参拜靖国神社的年轻人当作中国人的时候，李缨小心翼翼地问了一句：“是中国人吗？”“不，我是日本人。”

　　这个回答似乎让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

　　放映结束之后，希望与导演交流的观众把李缨围得水泄不通，他们提出各种问题，不过没有人表达愤怒，亦没有愤怒的表达。

　　这是《靖国》在中国的第八次小型放映活动，如果按照每次大约有100名观众计算，迄今为止在公开场合看过这部影片的中国人不超过1000人，不过已经有很多网民通过网络下载的方式看到了这部影片，在谷歌搜索栏中输入“靖国神社”四个字，下拉菜单所显示的10个联想词语中有一半都跟电影下载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