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肇星：“星爷”的幸福生活

　　李肇星新传“我是发言人，请提问！”

　　频频闪烁的镁光灯下，依旧是丰富的表情，略显浓重的胶南口音，睿智、诙谐的回应，掷地有声的言辞。

　　2009年3月4日，“铁嘴”李肇星快步走入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新闻发布会现场。阔别发言人角色19年后，69岁的他又一次“重操旧业”，担任起全国人大会议发言人。他所面临的，依然是来自方方面面的棘手问题。

　　新身份下的李肇星，已然开始书写一段新的传奇。

　　全世界都忘不了的“铁嘴外交官”

　　两会上，在追逐李肇星的记者中，外国记者甚至比中国记者还多。一名外国记者对《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说：“李肇星是全世界的‘外交明星’，以前他在国际舞台上大放异彩，现在他在两会上重放光芒。”那么，这位“铁嘴外交官”是怎样炼成的呢？

　　文学少年走上外交路

　　在《环球人物》杂志记者的采访过程中，无论是李肇星的中学同学，还是早年同事，对于李肇星走上职业外交家的道路，都笑言“没想到”：“搞文学工作才是他从小的梦想。”

　　1940年10月，李肇星出生于山东省胶南县大珠山脚下的王家村。因家境贫苦，李肇星兄弟6人夭折了3个。李肇星很小的时候，就跟爷爷下地干活。但常常干着干着，他就不见了。爷爷四处寻找，才发现他躲在角落里贪婪地读书。从此爷爷“网开一面”，不再逼他干活，想方设法送他上学。

　　小学毕业后，李肇星在胶南一中度过5年时光。李肇星的高中同桌沈乐亭回忆说：“学校里吃不饱，肇星的母亲是裹过小脚的，她带上家里仅有的玉米面饼子，走5里路送到学校给我们吃。虽然苦，但肇星利用一切时间学习。当时县图书馆只对干部开放，肇星很执着，最终感动了图书馆的阿姨，给他办了张借书证。拿到后，他欢天喜地，叫上我们一起去借书。”

　　中学时代的李肇星，语文成绩十分突出。他的作文《越活越年轻的爷爷》发表在上海《少年文艺》上，轰动了整个胶南县。从此，李肇星树立起当作家的理想。

　　但1959年的一件小事改变了李肇星的命运。他曾经回忆道：“1959年暮春的一天，山东胶南一中的领导颇为神秘地通知我，准备进北京外国语学院留苏预备部。这对一个18岁的乡下孩子来说，真是喜从天降。我们那一代人是多么向往苏联！但留苏的事终于因中苏关系出了毛病而未能落实。校长后来教导我，留苏不成就好好考清华吧！我中学几何学得较差，思来想去没报清华，第一志愿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第二志愿是北京大学西语系英语专业。没想到北大以第二志愿录取了我。”后来，李肇星在北大的毕业论文也与外国文学相关，题为《狄更斯的美国杂记》。

　　1964年秋，外交部到北大西语系挑人，李肇星和几位同学入选，先到北京外语学院翻译进修班学习3年，再到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工作2年，接着去各地农场接受劳动锻炼。在汕头牛田洋农场，发生了一场悲壮的事：海啸袭来，农场数百名抢险战士和大学生牺牲，29岁的李肇星是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之一。李肇星后来反复提起这段经历：“从那以后我不大怕苦，甚至不怕死。我的好多同学、战友牺牲了，我能活下来就是一种奢侈，要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给祖国多做事情。”

　　“斗鸡公”斗智斗勇

　　李肇星30岁时回到外交部。此后，几乎在每一个岗位上，他都碰到了“艰难的外交时刻”。凭借机智和顽强，李肇星战胜困难，被各国朋友亲切地称为“斗鸡公”。

　　1970年，李肇星被派往中国驻肯尼亚共和国大使馆。当时，中国在非洲国家的使馆工作人员很少，却承担着开拓外交事业的任务。从办护照、处理侨务到高层交往，大事小事都得做。李肇星甚至得逐字逐句教炊事员学英语，否则他们没法出门买菜。“我教了三个月后，他们可以‘独立自主’地出去买菜了。有一次，一位炊事员学会了‘鸡肉’这个单词，去市场买鸡。对方拿来了一只公鸡，炊事员答：‘No，I want his wife(不，我想要他的妻子)。’”正是这种乐观的精神，支持着李肇星度过了在非洲的艰苦岁月。

　　1982年3月，在外交部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李肇星以翻译身份亮相，当时的发言人是钱其琛。1985年，李肇星作为新一任外交部发言人正式登场，好几个西方记者就“西藏问题”不断向他发难。一个记者说：“我也有自己的家乡，如果你说我的家乡不是属于我们国家的一部分，我才不在乎呢！而你为什么对‘西藏问题’这样在乎？”李肇星毫不留情地回答道：“你对自己的国家怎么看是你的问题，但是中国的主权是神圣的，外国人无权干涉！”这个记者被李肇星的犀利“镇住”了，从此心悦诚服，和李肇星成为朋友。从1985年到1990年，李肇星担任外交部发言人的5年，正是中国外交的“多事之秋”。他凭借机智、犀利的作风给海内外媒体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此有了“铁嘴钢牙”的美名。

　　1993年，李肇星出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特命全权大使，在纽约工作多年；1998年，他再次赴美，担任中国驻美国特命全权大使。这一次，他遭遇了中美关系的“冰点”——1999年5月，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和游行示威活动。美国记者喋喋不休地追问李肇星：“你能保证在北京和中国其他城市的美国外交人员的安全吗？”李肇星严厉地回答道：“你们一直在谈你们大使馆工作人员的安全，我很奇怪为什么你们不问我在南斯拉夫受伤的中国大使馆工作人员的情况？为什么不问在贝尔格莱德杀害中国人的行为？”这场针锋相对的对话过后，美国媒体迅速称李肇星为“强硬派”：“中国的李大使脸上极具哀容与愤怒。”

　　2003年，李肇星担任外交部长后，因日本首相执意参拜靖国神社，中日关系跌至“低谷”。李肇星回忆说，为了走出困境，他和时任日本外相的麻生太郎上演了一段“洗手间外交”：“2006年中日高层关系还很僵，我和他(麻生太郎)共同出席一个国际会议。他看我上洗手间，就跟了出来，而且拦住手下没让进去。就这样，我们站在卫生间里，在没有媒体记者的打扰下，包括历史问题在内畅谈了20多分钟。这次轻松愉快的交谈，为中日两国外交领导人加深相互了解、增进互信奠定了基础。”